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类人,记忆中,他们是勤勉的同事、慈祥的父亲、贤惠的妻子或者孝顺的孩子,但是,某一天,某一事之后,他们却成为法律面前罪不可赦的犯人。他们的遭遇令人震惊,也让人唏嘘——爱与罪也只有一步之遥。情在左,法在右,在道路的两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没有经历过这种抉择的人不能体会他们内心的纠结,也许公正的法律也无法完全诠释出那一刻人性的复杂。

  对韩群凤而言,人世间最残忍的事是:两个儿子死了,她却被救活了。如今等待着她的是法律的制裁,还有那无止境的痛悔。

溺死脑瘫儿母亲韩群凤一审判5年 家属欲上诉
  亲手溺死脑瘫双胞胎的东莞妈妈韩群凤,今天上午10时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接受法律的宣判。韩群凤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五年。宣判后,韩群凤的家人认为法院五年判得很重,表示考虑为韩群凤上诉。[详细]
慈母溺子案被告忆艰辛养儿路 :为何绝望
  据了解,我国的儿童福利建设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推动制度构建。韩群凤的家庭悲剧警示我们,在这个制度构建中,急需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部门,来对包括脑瘫儿童在内的各种困境儿童进行常规性的救济。 [详细]
母亲溺死脑瘫儿被确认案发前患抑郁症 或获轻判
  记者前日从权威部门采访获悉,经心理测试,韩群凤被确认案发前患有抑郁症。诊断书认为,韩群凤被认定为“案发时其行为辨认能力正常,控制能力明显削弱,对本案应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详细]
慈母溺子案开庭 被告称时光若倒流会求助社会
  昨日上午,韩群凤坐在被告席上首次说出了自己的满心悔恨,此时,距她不堪压力亲手溺死双胞胎脑瘫儿已经过去半年时间。如果(时间)还可以倒回来的话,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我会让社会上的人帮助,不会做极端的事。 [详细]
位于寮步镇西溪村的这个院落,曾是38岁的母亲韩群凤和她两名13岁的脑瘫儿子的家。如今,两个孩子再也不用被母亲抱着走到小院外,扶着墙壁,艰难地学习走路了;再也不会咿咿呀呀地,想要学会喊一声“妈妈”了。
在案件侦查阶段,就有数百村民为韩群凤联名求情,在媒体报道之后更是有数十万网友表达怜悯。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陕西男子对癌症妻子实施安乐死 村民请求法外开恩
  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左右,徐桂琴再次发病,在一声声惨叫的反复冲击下,何龙成觉得老伴十分可怜,他突然萌生了彻底解脱徐桂琴病痛的想法。“几十年的夫妻感情,正是心疼一个人,所以不愿意再看到她痛苦。”何龙成最终下定了决心,彻底“结束”老伴肉体上的病痛,解脱自己和家人心灵上的折磨。他拿出剩下的14片安眠药,用一把挂锁把药片全部压碎,给徐桂琴喂服了下去。 [详细]
北京女教师不堪忍受20年家暴杀夫 百人联名求情
  1990年左右,王建民所在的工厂倒闭。此后,王建民不断地在就业与失业之间挣扎,心里一直不平衡。经常无所事事的他,开始和酒相伴,打起张苹来也是变本加厉。“十天半个月就生一回气,一生气就打我。他打都是拿手扇,打我这个太阳穴。最严重的一次,他拿镰刀把打我的腿,我身上好几个地方,都青一块紫一块的。上厕所都要背着人去,怕被人撞见,被人问起原因。” [详细]
河南农民为救尿毒症妻子抢钱被判缓刑
  从发现施新红患有尿毒症到郎计红实施抢夺前,这个家庭已花费了十五六万的医疗费,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郎计红到处借来的,“最后都不好意思再向别人开口借钱了”,案发前,郎计红为了给妻子筹集两天后透析用的300元钱,硬着头皮先后向7个朋友借钱,可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他,“我真是没有一点办法了”。 [详细]
"善良绑匪"绑架三名小孩后良心发现 自掏腰包送孩子回家
  有一个名叫余有的农民,被媒体冠上了“善良绑匪”的头衔:他伙同他人绑架3个孩子,勒索15万元未果,良心发现的他一边催款一边劝同伙放人,最后将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孩子们,教他们一遍遍熟背回家的路线,自己则步行3个小时回家。最终,他因绑架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万元。[详细]
韩群凤的丈夫黄先生是当地广电站的一名记者,他选择了原谅妻子,上千村民、同事、朋友也都选择了原谅韩群凤,他们签下10页纸的名字,请求法官轻判这个母亲。
木讷的余有描述不出自己“良心发现”的心理转变过程,只是不断强调自己“对孩子们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情有可原,法无可恕。但是,如何寻求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何让法律对道德良知秉持足够的温情与敬意?

检察机关建议从轻或减轻处罚
  “宽严相济就是宽严有度,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具体到张苹杀夫一案,李松义说:“这个案子有从宽的基础,第一,它是由家庭内部矛盾引起的;第二,被害人有一定的过错;第三,张苹杀人后,不仅投案自首,而且在投案前还采取了积极的救助措施,尽管最终没能挽回她丈夫的性命。因此,虽然她杀人的手段很恶劣,法院还是对案件做了通盘考虑,从轻判处她有期徒刑十二年。”[详细]
"迫于无奈"不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借口和理由
  “‘迫于无奈’不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借口和理由,也不是减轻、从轻量刑的法定情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有法外特权。当然,法律也不能无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尤其是在社会弱势群体犯罪行为背后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如果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或者存在一些可以酌定量刑的情节,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理方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指出。 [详细]
公民在生活无着时偶然盗窃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对于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以及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等五种情形,符合相对不起诉的质量标准部分,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有人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允许公民在生活无着时偶然盗窃其他公民财产,是把责任和成本转嫁给社会。 [详细]
再"善良"的绑匪也是绑匪
  再“善良”的绑匪也是绑匪。余有虽然有一系列的“善举”,但这些善都只是“小善”;而绑架孩子勒索财物则是“大恶”。人们不能无视罪犯的“小善”,但更不能因为“小善”而漠视“大恶”。讲人性绝不是纵容。对犯罪分子过于“人性”,就是对其他人的不人性,就会危害社会。[详细]
郎计红说:“为了她我任何事儿都可以做出来,吃再大的苦我也不会说什么,只要能把她的病治好,只要能让她舒服一天、好受一点,我付出啥代价都愿意。”

  如果社会救济制度能完善到替韩群凤养育双儿或者充分分担其抚养压力的话,这位母亲断然不会绝望到亲手溺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覆盖惠及他们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环,社会救济的作用,说白了就是由社会“分担”个体的苦难和重负,从而减轻个体的生存压力。具体到韩群凤溺死脑瘫双儿一事,如果社会救济制度能完善到替韩群凤养育双儿或者充分分担其抚养压力的话,这位母亲断然不会绝望到亲手溺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伦理,无法独立于制度之外,制度缺位乃至付之阙如,会加剧伦理的沦丧;而制度的完善,则会彰显人伦温情。避免母亲溺死脑瘫双儿这样的悲剧,还需要从完善社会救济之类的制度环节做起。[详细]
社会医疗慈善救助没有得到相应的扶持
  要让悲剧不再发生,不仅有政府的事情,社会医疗慈善救助也不应该缺位。但在当下,我们的民间慈善还不够发达,尽管有善心,愿意做慈善的人很多,但民间慈善的热情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扶持。在一些发达国家,富人不但通过捐赠方式,兴办各种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为“医奴”们提供获得救命的机会,他们还会出资成立专门的基金会,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医疗水平、攻克各种疑难和致命疾病。但在我们国家,后者几乎处于一片空白。 [详细]
人们没有养成重视心理问题的习惯
  在医疗卫生足够发达的国家,人们一旦在心理上陷入了困顿与迷惑,或者遭遇了挫折和压力,他们总会及时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医生。有新闻报道称,在一些国家,人们看心理医生就像看感冒发烧一样正常。但作为典型的中国人,一旦心理出了问题,遭遇了危机,总习惯于“不麻烦别人”,直到压力在内心蔓延得越来越大,直至把自己压倒,导致最后酿造出难以挽回的悲剧。[详细]
在一个贫寒的患者家庭,病人痛苦万分且目前医疗手段无法治疗,家人又无能力对其实施救助时,让病人自己选择生与死,是一种尊重生命尊严的人文关怀。毕竟每个公民都有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但此种情况往往与中国传统的人伦、法律发生冲突。

  从长远来看,我们唯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让每个人都立于生活的不败之地,永远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才能真正拯救现实版“绝望的主妇”。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策划:马雷 编辑:闫慧萍 侯志业 美编: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