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

　　地处西南边陲的黔之地，在前不久刚刚因为瓮安事件引来世间对其政治生态的关注，由瓮安这个牵扯多方利益的县级区域所引来的政治反思才刚刚开始。但在这块曾经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上，省会贵阳却又开启了新中国政治史上的崭新一页。

　　昨天，多家媒体对贵阳市区(县)党委书记公推竞岗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20名经民主推荐大会投票产生的公推竞岗民主推荐人选公开竞技。他们按照四个区(县)党委书记的名额被分成四组，每组五人，分别竞选四个书记的职位。这五人先进行竞选，产生两名书记候选人，最后这两名候选人再进行终极PK，胜出者在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公示通过后即为新任区(县)党委书记(以下简称县委书记)。

　　公开选拔县委书记，已经有些石破天惊了，以往，我们多习惯拿副职出来做民主试验；可这次的贵阳，不仅是公开选拔，还是公开竞争，“一把手”等额候选的“惯例”已经被悄然地改变。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活力之源。由竞争所产生的政改音色从开始的单音色到现在的复音调，也已经算是形成一些基本共识、进步不小了。例如在前一波的党内民主改革中，乡镇一级是主流。从湖北京山杨集镇和四川新都木兰镇开始的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固然其中有曲折，但藉由党内民主改革所引发的积极效果却较为瞩目。迄今为止，湖北、四川、江苏等省份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这其实告诉我们，星星之火，只要符合了“风向”，契合了时代的步伐和现实的需要，燎原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曾经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议来看，李军所力主的“一把手”竞争政治看起来是冒有政治风险的。一个县的“一把手”毕竟和一个乡的“一把手”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素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也就是说，县一级政权通常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成单位，不仅要承接中央到省市三级政权的各种治理功能，而且举凡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基本上都是以县为主导单位的，因此，县一级政权的改革有时看起来最应该改，但由于牵涉的政治因素多，又往往最难推动。不过，仔细一分析，尤其是对照十七大文本，不难发现，十七大已经给包括县一级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改革加了“保护伞”，这把“保护伞”的原话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军的贵阳政改其实又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仅仅是在积极贯彻和实践十七大精神。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这些表述其中所包含的政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党内民主改革承袭下来、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十七大确立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主张，那么，我们要想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使得中国的民主道路越走越宽，就不能不扩展党内民主。倘若我们始终以自避风险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民主改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民主的道路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于越走越窄。

　　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县一级的民主改革刚刚自那里吹响号角，但愿这号角越吹越响，吹号角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中国的民主事业方能越来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