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斌:《检察日报》是法治媒体中的一枝奇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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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如何介入司法应当把握四条原则：一是传媒介入司法应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二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三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坚持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四性”原则；四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总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传媒要到位而不越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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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樊崇义:《检察日报》推进依法治国作用不可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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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不再仅以“惩罚犯罪”为目的，更多的会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对刑事诉讼修改也将打算对律师制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对律师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辩护难、会见难、约见难等问题，还包括要保障律师的调查权。”樊崇义教授说道。在他看来，这些修改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了律师的权利就等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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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姜明安谈理性、建设性推动中国法治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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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日发表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为何难付表决》，这篇文章不是单纯地报道国家赔偿法，而是深入探讨了国家赔偿法草案没有交付表决的原因。并且文章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通过案例生动形象地使人了解各方分歧，从而引起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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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维国:法治媒体应发出正义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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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应该不断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影响国家立法和政策，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监督。坚持自己的正确使命，在保护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反对国家权力滥用方面继续代表人民发出正义的声音。为此，防止像其他大众传媒那样，肆意炒作和公开表演，为赢得暂时的赞同和喝彩，将公众变成消费的大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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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玉吉:《检察日报》坚持办报美学和社会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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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报道就要从理的角度如何引领社会,从理的角度上来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要从情的角度和人的角度来看还要有同情心,出了问题都退一步,所有的都可以解决了。我们还要时常反思制度,我们的制度是否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一种谁都不用承担责任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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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建伟:我是《检察日报》培养的一名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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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及时满足民众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兴趣,并能够通过对一些事件曝光反映他们的看法,提供给他们准确的信息帮助他们形成公正的舆论,并进而产生纠正这些偏离现象的舆论压力,进而达到使司法公正得到维护的效果。法治报道就算是做到“既立足法治,又影响社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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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泽:公民意识推动法治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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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路费制度最终被终结，人们将周泽称为“终结者”，他自称不敢居功，“如果没有这么多媒体和公民对这件事情参与的话，我发表多少评论都没有用。”他认为这个事件更重要体现出来的是民心所向，这是一种法治的力量，正是大家期望才让《公路法》中的相关规定得以实施，“这也是一种法治力量、公民力量和舆论的力量的一种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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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彦钊:思想高度决定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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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重大，读者关注度高，自然报道价值就大。但有些新闻事件，刚开始时可能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经过记者采访挖掘，通过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新闻线索背后的新闻价值，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预判力，挖掘出所报道事件的社会意义，增强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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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曙明:法治评论向弱者传递新闻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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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分析问题、认识问题都需要从法治的角度出发。一些社会事件，从别的角度不太好判断是非曲直，或者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需要用法律视角来观察。比如，北京该不该对机动车限行，方舟子案简易审理是否合乎程序，我们就要在法律层面看是否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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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国明:检察理论要及时服务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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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业媒体的理论版，应该有专业的视角、专业的精神。但发现社会新闻、披露事件不是我们的任务和专长，我们的专长是有理论的深度，有高检院机关报的视角和高度，能够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作出独到的、富于理性建设性的解读，这是我们的责任。《检察日报》理论版的特长就是“理性、建设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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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邰筐:在细节里寻找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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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严重滞后，舆论导向难以控制。现在是一个新媒体时代，出现一个事情，不等传统的纸媒体作出正面反映，微博的传播和转载就已经铺天盖地。网络的兴起首先是应该肯定的，它对民主和法制进程的推进功不可没。但网络上发布的东西由于缺少鉴别和筛选，真伪难辨，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集团所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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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日丹:做纯粹的法治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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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是为了正义而战，一切为了人民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监督，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很神圣的行业，如果我作为它的一分子加入进去。觉得是很光荣的事情。天天跟检察官、法官，还有一些法律专家人在一起聊天、做访谈，我觉得自己的法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自己也变得很纯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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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赫南:用心聆听《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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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新闻报道也不局限于立法报道，还有检察机关接受人大执法检查、调研、视察等很多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这些都是郑赫南报道的重要内容。同时《声音周刊》是强调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在代表和选民之间，代表和代表之间，代表和检察机关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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