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公检法早该转制 司法权理当国家垄断

　　铁路公检法转制后，分别归属中央和地方。虽然具体转制完成时间未定，但看来已经势在必行。这一次动作不小，但各方反应比较低调。尤其没有像以往的体制转轨，先大造声势，再肯定既往成绩，后陈述改革必要。此番只有客观报道和微观调查，目光关切地落在即将因改制而利益变动的普通人身上，比如公务员考试、工资及退休待遇、其他人员分流等等。铁路部门也不同以往，显得低眉信手，依流平进。 

　　不过，可以推想，这一转制举动绝非为了解决相关人员的待遇，也绝非司法时局的迫切需要，而是服从于一个更宏阔的国家雄心——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治的要素之一，是司法的公平公正，并且，司法权必须由国家垄断。一种可以对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进行干预以至剥夺的权力，很难想象其不在国家手中。依照宪法，司法应当是与狭义的政府平行的机构，因而，作为企业以及任何非政府组织，确实不宜享有司法大权，这应当是不难诠释的常识。 

　　无论铁路公检法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和现实功效，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它们不得不首先服从于铁路的部门利益，难以保持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品格。当初的制度设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铁路公检法管辖那些与铁路相关的案件，而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多半都是与铁路利益相反的一方，司法裁决的结果不问可知，因为铁路在此成了它自己利益的裁决者。这样说来，铁路公检法的问题不在于它们造成了条块分割——这个过去常有的误解。条块分割其实不影响司法公正，有时还可能由于没有切身利益而作出公正的裁断。问题仅仅出在一个环节上：司法权不能用来维护自我的利益，换句话说，掌握司法权的人不能实际上是利益的一方。 

　　想通了这一层，并且按照同一逻辑，不仅是像铁路这样的“企业”应当交出公检法的权力，凡有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检法大权自我谋利的机构都应当“交出”它的这项权力。 

　　过去理解的司法公正，比如法院审判，有时并未注意到，一个盘子远远小于铁路这个“企业”的地方政府，却有全套的司法制度资源。现时的各种经济活动，难免地方政府力量的介入，而一旦某些地方政府缺乏法制观念，一旦它们希望促成某种经济目标，它们就有可能动用司法力量解决问题。这时，司法的公正就荡然无存了。 

　　公检法理当由国家单独列支，垂直领导，这样做可说利多弊少。 

　　其一，从近十年来的实践经验看，某些地方公检法，不是听命于法律，有时也不听命于上级，而是听命于地方政府，因为它们吃地方财政，人事权也在地方手中，所以酿成许多公共事件，败坏党和国家的声誉，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其二，从现实公检法的情况看，毋庸讳言，人员素质是越往上越好，所以，当上级公检法有了更多实际控制权以后，无疑会使办案质量大幅提高，也有利于司法裁决结果的统一。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大的改革举措都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司法改革及其所带动的法治建设，也理应自上而下进行。这种推进方式不是没有问题，也不可能永远如此，但在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样做或许是“次好”的选择，但在没有“最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次好”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