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富彬:读者 作者 记者

　　第一次读《中国检察报》，是在中南政法学院的图书馆里。1991年武汉的冬天，感觉有些冷。在没有暖气的图书馆里，在上百种报纸中，我发现多了一份新的报纸，报纸的新闻性、理论性、可读性，特别是副刊的一些文章，给了我些许暖意。之后每次去图书馆，都先把中国检察报浏览一遍。之前我对公检法的印象差不多，因为这份报纸，我对检察院的了解远远多于法院和公安，渐渐萌生了毕业后到检察院工作的念头。毕业实习，我选择了检察院。1992年9月，我如愿来到山东省检察院工作。最初在反贪局，经常到外地办案，我尽可能地在当地检察院找检察报看。

　　在学校时看过一个作家的文章，说报刊发稿99%是编辑约稿，只有1%是自由来稿。所以我写过一些散文随笔，但很少投稿。看检察日报多了，感觉绿海副刊的一些文章跟我写的差不多，就选了一篇，抱着用不用都无所谓的心态，寄给了当时的副刊编辑孙丽。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刊登出来了。我马上又写一篇寄给报社，过了几天又刊登了！这是1998年前后的事，随后，我投给检察日报十几篇散文都给采用了。这种鼓励不言而喻，济南的几家报纸副刊开始约我的稿子，最多时一周能够发表五篇。两年多时间我在多家媒体发表了近二百篇散文随笔。2000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联系我，帮我出版了散文集《阳台上的庄稼》。

　　2001年9月，省检察院机构改革双向选择，政治部的一位领导先后三次找我谈话，说我文字功底不错，希望我来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犹豫数天，终于告别了深爱的反贪工作。多年阅读检察日报打下的基础，使我对新闻宣传工作得心应手。高检院政治部每年评比，山东都被评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有几次还是排在第一名。在编写一篇篇工作材料的同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了，报纸上出现我的时候，都是新闻报道。

　　2010年9月，院党组决定让我主持记者站工作。今年1月，我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工作会议，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报社编委、《方圆法治》主编的孙丽。与她握手的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检察日报的可读性高于其他报纸——编辑用稿看的是质量，而不是看熟人。

　　1991年的那个冬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报社的一员。检察日报影响了我二十年，终于把我影响到了记者站，她还将继续影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会干多久，但不管干多久，我都会做好自己的新角色——记者。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