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与思考

时间:2014-03-25 14:06:00作者:程德刚 隋连军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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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网络,“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被撤职、调查;因为网络,重庆北培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纷纷被曝光后受到法律严惩。尽管“表哥”、“房叔”乃至更早的“天价烟局长”等网络举报腐败案件的查处,都在纪检部门的及时介入和有效处理下得到惩治。但是并非所有的网络举报都是“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相反,因为被“歪打”、“误伤”,甚至被“打黑枪”的网络举报事件也不断发生,让人“真假难辨”。比如“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纪委查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其所拥有的6套房产均是合法得来的。而被曝光拥有9名情妇“丑闻”的某县委书记经查证“严重失实”。 

  信息时代,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热情日益高涨。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网民通过网络、微博揭露腐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面对这种新兴的舆论监督方式,如何做到不放过“坏人”,但又不“误伤好人”?网络反腐风潮劲吹、成效显著,令人鼓舞,但网络反腐的实质是什么?网络反腐展现了那些特点?究竟怎样看待网络反腐的发展趋势?这既是官方需要认真思考,也是参与大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有利特点和能量 

  公民通过网络揭露腐败官员,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反腐倡廉形式,并且伴随着手机、网络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来快捷,其产生的结果是影响大、参与面广。 

  最著名的第一起网络反腐案例,是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的下跪事件。它是民间维权人士在接到李信情妇的举报后发帖揭露,引起轰动。随后,网络进入千家万户,网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反腐败力量不断加大,网络反腐案例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据记者的调查统计,网络揭露的腐败案件是: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5年里有39人被网络举报后受到严惩。从网络举报逐年上升的数字看,近几年民众通过网络揭发腐败,致使相关人员受到查处的例子越来越多。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官员会被民众通过网络揭发出来,公众直接参与打击腐败的互动将更加频繁。

  201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仅第一个月网络上就出现了4人被举报,十八大后一个月时间内就有李春城等10多名官员落马。随后,又有刘铁男、衣俊卿、上海高法的陈雪明、山西省检的文晓平等被网络举报。有人预测,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2013年通过网络举报遭到查办的贪腐事件将超越过去五年的总和,甚至更多。 

  网络反腐的有利特点:一是方便、快捷。随着电子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数十年只有高官富人才能持有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对普通人说都是奢侈品。而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男女老少不但拥有,甚至一人持有多个。网络反腐正是有了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给公众参与反腐提供便利。数年前,公众举报腐败习惯使用传统的信函,现在可以录音、照相、视频、互联网传播,使用方便快捷、传播速度快。

  二是高效、面广。互联网的发展为网络反腐提供了快速传播的途径,公众通过网上论坛、社交网站发布,短短几秒钟,“好友”、“粉丝”的跟帖,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雷政富从被曝光到被调查,前后不过60多个小时。

  三是参与公民众多。民众热心参与网络反腐既是对以往反腐“雷声大雨点小”的厌恶,也反映出公众渴望社会公平公正、政府清廉、唾弃贪腐、维护正义的意愿。党的十八大后,公众看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反腐决心,更激起了公众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高涨热情。 

  网络反腐的能量。方便、快捷、面广,集图片、录音、视频有声有影的网络揭露贪腐,一经发出便将贪腐者置于大众面前,给执法执纪机关和贪腐者极大社会和精神双层压力。一是揭露贪腐的效率高。传统的信件举报,只有实名举报才被重视,但多数情况是上一级部门接到举报后批转下一级,下一级又批转下下一级,最后不了了之。有的由于批转中的泄密和千丝万缕的关系,举报内容已传给被举报人,被举报人早有了对策,或托好说情关系,甚至有的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信件举报是一人或几个人,单打独斗,力量弱小。网络举报是“突然袭击”,公开传播,互相转发,网友、粉丝等众人参与,力量强大,使贪腐者无处藏身,与传统的写信举报相比降低了腐败的隐蔽性。

  二是查办腐败的效率高。写信举报贪腐,因为邮寄、办案机关登记、请示,批示、转办,初核等程序,时间漫长。而网络举报仅几分钟或几小时便将贪腐者丑行暴晒在大众面前,排山倒海般的网民热议对有关部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有关部门的及时介入、调查处理。从“房叔”、“房妹”到“房姐”等在网民不依不饶的“围观”下,促使有关部门迅速查办。

  三是打击腐败的命中率高。信件举报由于不透明、官官相护,举报信如泥牛入海,使贪腐者得不到惩罚而逍遥法外。网络反腐改变了这种现状,许多通过网络举报出来的贪腐在网民的跟踪、追问下使无处藏身的腐败分子受到严惩,个个都能“中弹倒地”。网络反腐避免了信件举报泥牛入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流失。

  四是强大的网络监督降低腐败概率。随着新领导不断坚定反腐力度,网络反腐的威胁力量正迫使一些贪腐官员寻找摆脱、隐蔽、撤退等方法,躲避自己被“网住”。数不清的贪官开始恐慌性地抛售自己或挂在亲属名下的非法房产,并将抛售非法房产换来的巨额资金通过秘密渠道转移到海外。有的党员干部承认今后贪腐或奢侈都要小心、谨慎了,不该拿的不拿,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二、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社会作用和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来抓,旗帜鲜明,措施有力,成效显著,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由于贪腐问题根深蒂固,成为“国家级难题”,虽然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腐败蔓延的趋势和强度并没有得到遏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越演越烈的态势,充分说明了反腐败的难度。因此,有专家指出,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一是成效显著但问题突出;二是防治力度加大但腐败仍易发多发;三群众反腐期望越来越高但腐败蔓延趋势和强度越来越烈。 

  正视网络反腐的社会作用。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艰难时刻,被专家称为“草根”的网络反腐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舆论热潮,使贪腐者的腐败作风,腐败生活被网络曝光后成为多数反腐案件的导火索,在一系列的反腐事件中,网络的发酵催化作用明显加大,给力。因为“房叔”、“房妹”事件生发网络,引发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一股贪腐者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不断扩大蔓延。而被网络揭发的“房姐”、“房祖”正在网民的关注中持续升温,得到严惩。具有公开性高、参与性强、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低风险等技术优势的网络反腐,在新一届领导的反腐决心下,将根深蒂固的腐败根基动摇了,其意义和力量不可小看,它弥补了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如果没有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的网络反腐形式,仅仅依靠中央的反腐部署就很难有目前的反腐力度,无数的“房X”和贪腐官员依然会隐藏不漏,逍遥法外。正是有了网络的开放性、网民反腐的期待和领导人的反腐决心,使一些贪腐者胆战心惊,恐慌抛售非法所得的豪宅或逃离国外。 

  网络反腐的重要意义。网络反腐突然兴起一方面是因为电子科技信息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法律培训的人和受法制普及的人遍布各行业,社会整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民众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所以,网络反腐的意义:一是对消极腐败起到了警钟的作用。从“表哥”、“房叔”、“房妹”等被查处到贪腐者恐慌抛售豪宅,或逃离国外,都说明网络反腐让民众看到了发现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希望,增强了作为公民维护公平正义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二是搭建了全景式对话平台。网络反腐的本质意义是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搭建了一个全景式的对话而平台,民众在网上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决策水平,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等,政府通过网络可以听到更好的民意,得到更多的建议,了解民众的意愿,知道民众在想什么,理性把握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三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方式。网络反腐一方面极大地鼓舞和提高民众维权意识和增强法律意识外,另一方面促进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清廉政府的建立。在电子科技信息的发展和民众知识结构增长与政府习惯旧有的依权代法的执政反差及矛盾下,网络的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执政方式发生改变,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三、正确引领“网络反腐”,构建科学反腐制度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释放鲜明的反腐决心,有关部门加快查办案件速度,网民反腐热情高涨。但也有专家担忧网络反腐变成“运动式反腐”,也有人担心网络非理性的揭发会导致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甚至有人借助网络进行人身攻击,使造谣诽谤成为可能。办案部门也担心非理性的力量会绑架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程序等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利与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并且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反腐形式,应加以肯定他的积极作用和能量。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网络反腐的“误伤”和造谣报复等现象是极少数的个案。只要把好“疏”与“堵”的关系,通过完善网络管理立法,引导民众运用理性化、合理化、法制化、制度化的手段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有利于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向前推进。 

  一是莫把网络反腐与“运动反腐”划等号。有专家担心,十八大后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会演变“运动式反腐”,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反腐的一种形式,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办案部门发现查办贪腐线索的一个有效渠道。“运动”不是少数人能做到的,它是由执政者推动进行的,如各种评比、打黑扫黄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贪腐现象相当严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新中国初期腐败的危害性形成的基础上,在1952年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查处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5万人,贪污的总金额6万亿元,追回2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0多人。在开展“三反”运动不久,贪污现象又重新抬头,到1954年已相当严重。针对重新抬头的贪污现象,党中央继续同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了艰决的斗争,开展了新的反贪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腐败,显示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扫除了政治障碍,挽救了一批干部,端正了党风、政风,净化了社会风气。 

  基于上述,把网络反腐理解成“运动反腐”是不可取的。首先运动的特点是上级领导的决策、意志、愿望形成文件,各级动员,上下启动,全民参与。其次是运动的特点是时间短,声势大,效率高。当前的网络反腐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反映出当前我国制度化反腐已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反腐倡廉的期望与需求,是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化的一种迫切需求。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给网络反腐扣上“运动反腐”的帽子。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和打击腐败的平台,除去它特有的能量外,也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一是网络反腐信息失真,造谣、诬告容易得成。网上的帖子和举报人大多数都是匿名的,信息内容真假难辨,缺少把关人,使造谣、传谣、诬告、陷害容易得成。二是失真的举报容易伤害他人。有人因达不到自己目的,利用网络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编造虚假信息进行诽谤、污蔑,对当事人造成人身伤害,侵犯个人隐私,造谣者触犯法律。三是网络容易泄密。有人泄密是为了心音眼球,把本该保密而不该上传的材料内容上传了。四是打草惊蛇。在有关部门没有深入调查前,网络事先公开了腐败分子的犯罪信息,给腐败分子起到事前“告知”的作用,使腐败分子在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前有了毁灭证据、串供、逃避打击或逃跑的机会空间。 

  二是正确引领网络反腐。网络反腐利大于弊,只要把握好“堵”与“疏”的关系,网络反腐中出现的不利一面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出现个别“误伤”事件也是难免的,但要及时做好当事人的工作,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其公道、清正、清白。发挥网络反腐与预防腐败的作用,正确引领网络反腐,需要加强落网管理、网络立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发挥传统的文化优势,构建网络时代的国家预防腐败廉政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的发生。 

  一要构建网络民意的参与征集体系,确保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有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由于中央精英控制特权,“腐败”和“反腐败”一样被“特权化”了。“反谁”、“查办谁”以往都是有上面说了算,腐败越反越多,就是因为没有摆脱权利反腐的模式影响。而今,反腐败的“话语权”被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以及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改变了。它分散了高度集中在政治精英控制的“话语权”。网络以其开放透明、方便快捷、廉价安全等优势步入现代政治生活,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过去一个等级森严、结构复杂的特权社会逐步变成一个结构相对简单、阳光透明的社会。国家预防腐败局和北京市检察院等率先在全国建立的网络舆情分析,安排专人对每天的网络举报信息进行搜索、汇总、分析、审查,主动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探索建立网络服务平台,让掌握不同信息的公众充分参与到反腐倡廉建设中来,实现网络反腐与政治反腐,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 

  网络的出现为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政治体系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难题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工具,克服了传统行政体系下民意难以了解,事情难以掌握的缺陷。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开通了公众与权力核心直接联系的便捷通道,使群众意愿在体制内快速传递到权力中枢,让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及权力中枢“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变得简单易行。因此,网络民意的表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国家大政方针吸纳公众意见,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 

  网络反腐体现了民众参与意见,表达话语,进行监督,参与反腐倡廉工作建设的强大力量,实现了反腐倡廉建设与与政府部门“独舞”,向政府、社会、网民“共舞”的转变,实现专门机构反腐与公众齐反这“两股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实现网络反腐与权利反腐的良性互动。二者相互作用,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腐败空间,威摄了腐败分子。 

  二要构建网络信息公开监督体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过去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和传统封建思想作崇,使得信息公开难、政治活动透明难、公众知情难,是造成政治“经营劣化”的主要原因。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开难”得到有效解决,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有了保障,也使政府部门建立完善更多的政务公开。“三公经费”、重大决策和政府官员基本信息公开等均为建立“阳光政府”、“清廉政治”起到监督作用,真正实现了权力运行逐渐处于公众监督之下。改变了“少数精英”监督管理大多数民众,转为大多数民众监督“少数精英”。网络反腐是现代社会对权力制约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网络的去爱那个大舆论监督让进入公众视线的腐败分子无处藏身。正所谓“电视报纸都不怕,就怕网上人肉化”。 

  网络反腐作为新兴的反复手段,它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政府反腐倡廉建设改革,使公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在网络时代获得新的实现形式。 

  三要构建网络监督体系,培养素质优良,道德高尚的网民。把构建网络监督体系当作中央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的手段之一,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营造社会监督的氛围,实现“网民监督政府”,“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让少数人手中权力的运行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网络反腐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舆论监督,它与电视、电台、报纸等舆论监督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新闻从业者因受制于体制的约束,容易受到上级、单位多方面的压制,甚至被辞退失业,受到当事人的打击报复。而网络举报者不受体制的约束,并会短时间内受到网民的关注和支持。网络反腐作为现代社会权力制约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网络不报取得的良好效果也强化了网民对反腐的强烈期待。网民反腐热情高涨这一发展趋势促进政府反复机关加强对反腐举报方式、渠道等进行研究。一是把网络反腐纳入各级反腐机关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广泛运用。二是加强网络管理立法研究。在鼓励网民反腐热情的同时,规范网民进行求实负责的网络举报。对故意歪曲或者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行为追究责任,防止网络反腐变成诬陷、权斗或者诽谤他人的工具。 

  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它以廉价和快捷的方式服务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也给现有反腐倡廉建设体制造成意想不到的冲击。我们除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逐步接纳、规范、控制、驾驭和运用网络技术,趋利避害,充分利用网络反腐这一时代新工具外,还应在培养高素质网民上做文章。 

  与普通犯罪相比,腐败犯罪的目的更加明确,手段更加隐蔽,但是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不论犯罪分子隐藏有多深,伪装有多巧妙,必然逃不过公众雪亮的眼睛。因此,培养高素质的网民,不断提升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能力水平。一是建立完善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中央在颁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将“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络、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作为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按照这一总要求,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网络反方便、快捷、超越时空等天然优势,建立廉政网页、专题网站和专栏等手段构建网络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网络精英等各自专业优势,将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等现代民主政治核心价值灌输到全体网民的思想中,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可以有效预防无序化网络反腐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和“网络暴政”的发生。

  二是要规范网络举报行为,提高侦办效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提出,举报内容必须事关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恩怨,且必须通过正规渠道或向制定人举报。英国《信息公开保护法》明确指出,未走完内部举报程序就向外部机构举报的人员,法律不予保护。澳大利亚规定,举报人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将涉及公共利益的举报内容透露给记者,包括:主管机构作出不予调查的规定;调查后未采取任何行动;收到举报后6个月未通知举报人。举报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任何人有合理理由时,都有权向主管部门善意地报告违规行为。但遵纪守法更是每个公民必须首先做到的,任何行为都应该在法律规定下进行,否则就是侵犯他人隐私。如何规范网民举报打击腐败的热情,英国、澳大利亚等过的经验值得借鉴。

  三是普及举报知识,提高举报质量。纪委、反贪等反腐部门应制定举报实施细则,将举报法规公之于众,让每个网民了解举报法规知识。引导公众如何收集有用信息,怎样举报,建立专门受理举报网站外,更多的是加强宣传什么是受贿,什么是渎职侵权侵占,培养公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学习如何用好举报这一反腐利器。四是有报必答,确保举报积极性。有举报就一定要查,查完后通报进展情况,反馈结果,提高公众参与举报的积极性。如全年每天24小时受理举报。并承诺,48小时内对公民的举报作出回应;两个工作日内对非贪污性质的举报作出回应;两个工日内对要求提供防贪意见或资料的人员作出回应。不论举报问题的大小,都要进行分析,认为有成案可能的立即展开调查;认为有犯罪可能但事实尚待查实的,由快速调查小组初查,查证后深入调查。无论结果如何及时通报举报人。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的可以向社会媒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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