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条件逮捕制度的理论依据及其完善

时间:2011-12-02 10:40:00作者:廖文辉 王赞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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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有条件逮捕的适用现状 

  1、有条件逮捕的提出 

  有条件逮捕(也称附条件逮捕、有条件批捕)是在2005年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工作方式。2006年8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正式确定了有条件逮捕制度,该标准第4条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且规定了在此种情况下批准逮捕应该采取的措施。 

  2、当前有条件逮捕的实践 

  近两年来,有条件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适用,一些地区在运用有条件逮捕制度有力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强化侦查监督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文件,对有条件逮捕制度作出规定。2006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海淀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存疑不捕和有条件批捕的适用条件》,针对有条件逮捕的概念、案件范围、程序、方法、适用条件,以及公检双方责任等制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2007年11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和海淀公安分局签署了我国首个《检警关系指导规则》,该规则吸收了实践中有条件逮捕的有益做法并对前述《关于存疑不捕和有条件批捕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2007年8月,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与该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出《附条件逮捕条件实施方法》,对附条件逮捕的概念、适用条件和范围,具体程序、办理期限、文书制作,以及对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不同要求、最终处理结果等方面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定。 

  二、有条件逮捕的理论依据 

  1、对有条件逮捕的合理性的争议 

  在理论界,由于有条件逮捕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审查批捕的新制度,其适用时间还不长,理论界对这一制度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对于这一制度的论述还不多。综合来看,对于有条件逮捕的存在合理性,一共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 

  肯定说认为,正确适用有条件逮捕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促进公正、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多重功能,既保证了有力打击犯罪,又能及时防止错捕无辜。[1] 

  否定说认为,有条件逮捕并不恰当,其理由如下:首先,有条件逮捕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违反,是有关部门通过自我授权的方式,在任意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其次,有条件逮捕的本质是以捕代侦,使逮捕完全沦为破案的需要。[2]  

  持折衷说的学者回避了对有条件逮捕的合理性的论证,认为每种措施都有利弊两面,对于“有条件逮捕”这类特殊机制不应过于纠缠于其存在合理与否的论证,而若能从趋利避害的理念出发,是否能获得海阔天空的思路。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对其使用前提予以严格规定。[3] 

  2、笔者的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有条件逮捕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否的论证是不应该被回避的,虽然有条件逮捕已经作为一种现成的机制在实践中被适用,但是存在未必合理,对于有条件逮捕的合理性,实践中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需要我们对其存在基础进行深入论证。 

  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理由在于: 

  第一,逮捕的证据要求。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证据要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它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可见,逮捕的证明对象为“特定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指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全部犯罪事实,如果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多个犯罪的或共同犯罪的,只需证明其中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可。而证明的标准则应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即确实有一定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 

  由于我国捕押不分的逮捕体制,要求在做出逮捕决定前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予以查证属实,从而设定一个几乎等同于定罪的证明标准。在审查批捕工作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当前对批捕工作质量考核的指标主要有三个,即捕后侦查机关(部门)撤案率、捕后不诉率和捕后无罪率,这就导致一些地方的侦查监督部门和侦查监督人员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存有顾虑,担心自己批捕的案件达不到起诉标准而被侦查机关(部门)撤案、被起诉部门作不起诉处理或者被法院判决无罪,从而人为地拔高“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对于批准逮捕的证据要件把握过严,几乎等同于起诉或定罪时的标准。[4] 

  有条件逮捕的证据要件不是对逮捕条件的违反,只是现有证据条件在特殊情形下的运用。有条件逮捕不是无证据的逮捕,同样遵循刑事诉讼法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原则,只是有关定罪的证据尚不充分,但有继续补充完善的条件和可能性,如果不逮捕嫌疑人显然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有条件逮捕制度对批捕条件的修改,并没有违背现行法律中的批准逮捕的证明条件,只是在证明标准上做了适当放宽,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实践中对批捕的条件把握过高,这种规定也是对刑事诉讼法要求的回归。 

  第二,逮捕环节的价值取向定位。 

  逮捕环节的价值取向定位,是有条件逮捕问题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和第2条将“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确定为刑事诉讼目的,即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包括“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就理想化的追求而言并不矛盾,但是,对于某些证据不足的批捕案件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二者间往往面临取舍的抉择,这样的局面只有通过设定一个价值理念的标准,才能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是刑事诉讼最终的价值体现,二者的价值平衡是一种总体平衡,不应该排斥在诉讼的不同阶段有价值选择的位阶性。而就逮捕来看,应当确定以“控制犯罪”为第一选择。理由是:(1)逮捕环节处于侦查的初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案件并不能完全达到法定批捕条件的要求,但又确有继续侦查的必要,实践中此种重大疑案,一旦对犯罪嫌疑人不予批捕,就将给侦查工作带来严重的阻碍,甚至无法侦破案件。(2)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对犯罪实施追诉的职能部门,其追诉犯罪本身是对社会整体自由和秩序的保障,其保障人权的目的追求从总体角度来看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因此,在批捕阶段采用“控制犯罪”优先的价值观,从诉讼整体过程考虑更为合理。 

  所以说,有条件逮捕制度在特殊情况下实行先行逮捕再补充证据的做法,贯彻了“控制犯罪”的价值理念,其实质是对社会的保护。该机制针对的是严重刑事案件,也是对当前“宽严相济”司法刑事政策的落实。这种批捕尺度上的宽松,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犯罪,对保护人权和保护社会的权衡,是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批捕条件的回归。采取有条件批捕,也是符合“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的。 

  3、有条件逮捕制度的价值 

  (1)打击犯罪。 

  通过适用有条件批捕,对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进行逮捕,确保了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形成打击合力,有利的惩治了犯罪。 

  (2)保护人权 

  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要求下,及时有效的开展侦查活动,搜集、充实相应证据,惩治刑事犯罪的能力和有效性。缓和了侦捕矛盾,又有合理的救济措施,保证了批捕的质量,不致发生错案,实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统一。 

  三、对于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完善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规定了有条件逮捕应该遵守的条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附条件逮捕适用的实质性条件:(1)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经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3)确有逮捕必要。第二,附条件逮捕适用的程序性条件:(1)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2)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说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3)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4)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上述规定是关于有条件逮捕适用条件的正式规定,对于有条件逮捕的正确适用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该条件还有一些地方不够完善,不能够完全适应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践。笔者认为,应该对该条规定的条件进行细化以更加利于对司法实践的指导。 

  1、严格限定案件范围,明确“重大案件”的含义,是按照案件性质还是按照案件的影响力大小来界定的或者是综合考虑了这两个方面,应该对此作出说明。 

  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适用情况为例,目前适用有条件逮捕案件涉及到常见的各类案件,例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走私普通货物罪、走私假币罪、聚众斗殴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走私运输毒品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窝藏罪、走私假币罪等。在这些罪名之中,但从犯罪性质来看,有些犯罪并不是性质严重的案件,比如窝藏罪,对其适用有条件逮捕有违有条件逮捕适用的初衷。 

  重庆市渝北区《附条件逮捕条件实施方法》确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适用附条件逮捕:涉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刑事犯罪的;涉嫌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罪行严重的。从表面上看,该《办法》对于有条件逮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一共包括四种情况,然而仔细分析这些情形不难看出,从实质上来讲,第四类案件“其他罪行严重的”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对于各类案件都可以适用,只要符合“严重”这一性质。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是不恰当的,这会扩大有条件逮捕的适用范围,不符合设立有条件逮捕适用范围的初衷。 

  综上,笔者建议,对有条件逮捕适用案件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解释“重大”案件的含义,并且,将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定,不宜对可以适用有条件逮捕的案件进行无限扩大,失去“限定”本来意义。 

  2、对于有条件逮捕的具体程序条件进一步规范化和细化。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和海淀公安分局签署了我国首个《检警关系指导规则》、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与该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出《附条件逮捕条件实施方法》,都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可以借鉴这两个地区的规定,结合有条件逮捕开展的实际情况,对有条件逮捕的操作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关于文书类型、羁押期限、决定机关、是否就有条件逮捕的适用向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律师宣读等都应当作出规定。 

  有条件逮捕制度是实践中较新的一项制度,在其具体适用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在今后的实践中,要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将其不断完善,以正确适用附条件逮捕,切实保障人权,有效打击犯罪,提高批捕案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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