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非法移民被遣返 行政替代措施

时间:2012-06-26 16:47:00作者:黄倩新闻来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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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劝返也好,引渡也罢,抑或是遣返,或是如同李继祥一样在澳大利亚被追诉,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贪官接受应有的惩罚

  5月18日,厦门市中级法院对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赖昌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十天法定上诉期限已过,他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然生效。

  赖昌星的回国,无疑让“贪官的外逃与追逃”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贪腐官员远遁海外的案例并不少见,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逍遥法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2009年曾做过一项统计报告,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在逃官员名录中,有许多人们颇为眼熟的名字: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真实外逃的人数,无从计量。”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原正司级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告诉《方圆》记者。

  “目前,在打击贪官外逃方面,我们主要是依靠引渡、遣返、劝返等措施。但是,由于现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抱有成见等,上述每一种追逃措施的运用,都无异于是我方司法机关与合作方、外逃贪官之间的一场较量。”黄风说。

  引渡,条约前置主义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1年,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资料显示,2011年积极开展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抓获境内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27%。

  “在中国追捕外逃贪官过程中,引渡是主要的司法途径。”黄风告诉《方圆》记者。

  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缔结的第一项双边引渡条约。到目前,中国已经和40多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公约并且参加了不少含有引渡条款的多边国际公约。双边引渡条约使得引渡合作变成了一种国际义务,通过条约,中国主动引渡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比如,吉林省辽源市贪污案犯罪嫌疑人王德宝化名“瓦涅”潜藏俄罗斯,2002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亲笔致函俄联邦总检察院总检察长和国际司法局局长,请求俄方给予协助引渡王德宝,成就了中俄司法引渡第一案。

  然而,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多是东南亚以及非洲国家,中国与多数欧美国家尚未建立起双边引渡条约关系。“西方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往往又是贪官外逃的目的地和躲藏地,如加拿大、美国、荷兰等等,而这些国家在引渡合作问题上往往持‘条约前置主义’的态度。”黄风说。

  条约前置主义就是把存在双边引渡条约作为引渡合作的前置条件。美国就是典型的严格奉行“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在引渡问题上,美国主管机关对于“条约”的理解极为狭窄,特指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双边引渡条约,不一定包含多边国际公约。

  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一直反对在有关引渡的条款中使用具有约束性质的词汇。因而,最终这两条公约都仅限于规定:以订有公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果接到未与之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可以”将有关公约视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没有义务性的规定,对方想拒绝就可以拒绝,国际多边条约中的引渡请求很难得到执行。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又很困难,西方国家不和我们谈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死刑问题,同时他们对我们的法治状况,尤其是证据、刑讯方面,存在误解、偏见、不信任。”黄风说。

  这也是赖昌星在加拿大一“赖”许多年的由来——1999年出台新《引渡法》之前,加拿大一直是一个条约前置主义奉行者。另外,新《引渡法》虽然规定了加拿大可以与引渡请求国就个案达成的“特定协议”开展引渡合作,可惜的是,赖昌星是1999年8月逃往加拿大,恰逢新旧法交替。因而,中国有关部门没有启动引渡,而是选择了通过加拿大移民法实行遣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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