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非法证据排除与反渎案件质量

时间:2014-08-19 14:56:00作者:焉林祥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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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反渎职侦查部门的工作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律师无需办案部门的许可即能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且不受监听等条款编入《刑事诉讼法》,不仅体现了我国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原则,更为直接的显示了刑诉法对反渎职侦查工作更为严格的要求,特别是此次修订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原先的司法解释直接编入《刑事诉讼法》,并且用“五条八款”来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彰显了立法者对司法机关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意识的较高期望。笔者从检察机关反渎职侦查部门角度,谈一谈个人对此次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理解。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与核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抓住了“证据”这个关键点,案件的质量就有了切实的保证,而非法的证据则是司法机关不得予以采纳作为定案证据的,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取得的证据包括:1、违反法定程序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2、在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3、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在实务中通常表现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通过该条款以及结合其他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这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包括了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2]绝对排除,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若非法取证行为一经查实,应予以无条件强制性排除,公检法人员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不存在任何的自由裁量权。相对排除,即指对于物证、书证等非法实物证据,可以经过补正或者作出合理性的解释以后而免于证据排除的结果,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排除规定,但是在此种情形之中,公检法人员应当综合考量该非法证据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程度、损害之法益、非法取证行为的严重性以及进行补正或者能否作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等多方面因素,从而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笔者认为,正确全面的理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之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办案人员在新刑事诉讼法下开展司法工作的重之前提。 

  二、在侦查阶段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意识的价值意义 

  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可以看出,我国试图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将非法证据排除提前至侦查阶段的规定,更是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意识的实质进步。 

  众所周知,在客观事物经过特殊的法定程序转变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定案证据过程中,作为调证、取证主体的侦查人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份法律证据的优质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检察机关反渎职侦查部门作为查办职务犯罪的重要力量,在开展反渎职侦查工作中能否具有良好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是确保高质量反渎职案件以及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关键所在。这具体体现在: 

  1、在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之下开展侦查工作,能够全面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反渎职部门虽然具有主动纠举性的侦查职能,但是他更具有是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在侦查阶段的办案人员应该具有司法适用的“双向性”思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以立案为目的”的单向思考中。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严格把握证据标准,更要严格保证证据质量,拥有良好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保证我们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2、 有利于干净彻底的开展反腐工作。因为反渎职案件的侦查要严格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并且查处对象往往又都具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这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在取证工作中要不留死角、干净利索的调取证据,如果没有较强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就会给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或者庭审阶段留下翻供的余地,从而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 

  3、保证案件高效顺畅诉讼,降低嫌疑人翻供风险。传统的非法证据排除一般都是在侦查监督、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刑检部门和法院的退查等手段往往是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的主要措施。然而,这不单单是表明了相关侦查人员自身业务水平的较低,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渎职案件刑事诉讼的期限,从而留下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隐患。在侦查阶段,办案人员如若能树立良好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就会在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制作出质量较高的证据,从而会大大降低案件诉讼风险,确保整个渎职案件刑事诉讼过程的顺畅,使所办理的案件毫无疑问的成为“铁案”。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思路 

  为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切实提高反渎职案件的质量,笔者认为,从渎职案件侦查人员自身角度去排除非法证据、不单纯依靠公诉等部门发现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关键。这是因为,作为反渎职案件证据“始作俑者”的侦查人员,是接触案件证据的直接参与者,仅仅依靠刑检部门的介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有人认为,“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于侦查阶段,让侦查机关自己对非法取得的证据进行过滤,这明显地过于理想化,侦查机关自己去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与一种心理惯性不符,甚至冒险违法取证而有额外的收益。”[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完全苟同。从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来看,让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力,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仅仅视作是类似公安机关的侦查内设机构。检察机关具有的渎职犯罪查处职能,正是体现了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是否依法行使权力的法律监督职能。此外,从人员素质上看,随着检察机关培训教育的广泛开展,很多地方检察院自侦部门的侦查员大多数都有着良好的法学理论素养以及司法从业资格证书,很多优秀的青年检察官在侦查阶段始终坚持着“以审判思维开展侦查工作”的理念,这些都为在自侦部门内部排除、避免非法证据提供了可能性。笔者认为自侦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 

  1、把初查阶段作为办案的中心,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办案人员的侦查思路要从“由供到证”向“以证促供”的模式转变,坚持实物证据为“证据之王”的理念。一方面要综合运用询问、查询汇款、股票、基金,勘验鉴定等侦查手段,以发散性思维从外围寻找突破口,查清案件的有关情况,为预审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要严格遵从侦查措施的法律程序,各种法律文书的附卷联,回执联要及时填写和保存,避免不必要的事后补正,从而提高侦查效率,降低出现非法证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面收集证据,努力做到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相互印证,使二者形成紧密的证据链条体系,提高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对关键性证据以及易损、易灭的证据要采取精细化收集、固定和保全。收据证据时要充分考虑到时间观念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度、空间观念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两域,以及时空组合中的交错多样性等特征,例如要高度重视电子邮件、QQ、博客、微博、微信等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2、在侦查阶段要实行规范化讯问,使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合法合理的运用讯问技巧。讯问方面,在讯问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被讯问人的“一案三卡”制度,讯问笔录制作要规范,尤其是注意讯问人、记录人和讯问时间段的事项。在实际的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讯问人在同一时间段重复出现的错误,这具体是指,办案部门在同一时间段传讯两个以上的嫌疑人时,在讯问笔录中会出现同一个讯问人的名字出现在两份不同的讯问笔录上,这种较为低级的工作失误往往会导致办案人辛苦拿下的口供成为程序违法的非法证据,但是只要办案人员留心注意,坚持一个犯罪嫌疑人两个办案人讯问的规定,就会完全避免这种错误。同步录音录像方面,要使用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固定讯问结果、防止翻供、确保收集证据合法性手段,坚持录制人员与讯问人分离原则,保证重要的言词证据应多次予以固定,保持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一致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大胆的运用测谎技术,给犯罪嫌疑人以震慑力,增强侦查人员的办案决心。在讯问技巧方面要注意合法合理的运用。由于反渎职案件的特殊性,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几乎不可能存在被讯问人一开始就主动如实的交待其全部犯罪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对被讯问人进行人情、亲情的关怀策略,恰当运用合理合法真实的讯问语言,不仅会避免非法证据,而且会得到稳定、真实的供述,例如,“你如果想让组织上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就实事求是的将自己的问题全部交代清楚”这样一句讯问语,嫌疑人有可能理解为自己如果将问题交待彻底,反而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刑罚,进而把办案人员的这句话理解成一种威胁、引诱甚至是欺骗,从而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翻供,要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将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以后,办案人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政策,比如生活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在案件处理上也可以建议对其从轻处罚,这样就实现了当初我们答应给予嫌疑人的所谓“好结果”,能够顺利的将案件查处,避免了翻供以及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可能性,并且也保证了我们整个办案过程的合法性。 

  3、建立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加分制度。在这一点上,笔者建议在检察系统“两大考评”体系中引入侦查部门排除非法证据加分制。这具体是指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如果在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和庭审阶段没有发现非法证据或者瑕疵证据补正等情形,应当对侦查部门给予加分项。这样一来,就大大地鼓励了侦查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的以自身约束去发现非法证据并及时予以排除补正,从而保证了案件的稳定性,确保了职务犯罪侦查的工作质量。 

  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无疑是我国司法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里程碑,而将其运用侦查阶段,更是彰显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和勇气。作为履行检察机关侦查职能的反渎职部门,会以这次新刑诉法的实施为起点,深入体会,严格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化被动为主动,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意识,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反渎职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1] 焉林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助理检察员。 

  [2] 《排除非法证据提升自侦水平的思考》,刘东根、黄荣斌,《检察实务》2012年第9期。 

  [3] 陆而启,《从纸上谈兵到水滴石穿——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构造反思》【J】,证据科学,2012,(2):194.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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