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侦监体系建设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时间:2014-08-19 17:12:00作者:郑东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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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强化对非自侦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基础性与必要性工作。当前侦查监督面临着监督理念错位、监督手段单一、监督时效滞后、监督权威无力等挑战,亟须从根本上转变侦查监督理念,增强侦查监督的意识与能力;同时将抽象的原则和概括的制度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程序和规则,使检察官不仅具有更强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同时具备更多的介入条件,从而构建起强有力的侦查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侦查监督的制度功能。

  关键词:侦查权,侦查监督,监督理念,侦监体系,司法公正

  一、强化侦查监督的必要性分析

  诉讼监督即是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有关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纠正,确保国家法律在诉讼中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以维护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立案监督、侦查监督 、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之监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以侦查活动为中心,侦查程序甚至取代审判程序成为刑事诉讼至关重要的环节,就司法实践而言,起诉与审判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99%以上的有罪判决率,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系的 。纵观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典型冤假错案,如河南赵作海案、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浙江张辉、张高平案等,无不与侦查机关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背程序正义的侦查行为有关,而身负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院若能及时落实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审查依法不批捕、不起诉,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也就能将冤假错案截防于逮捕、起诉程序启动之前。事实上,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已有的错误会产生“路径依赖”而不断固化,越来越难以纠正。由此可见,强化对非自侦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基础性与必要性工作。

  侦查权的主动性、强制性、广泛性,决定了其产生之初就具有天然强势的扩张性和易于失控性 ,容易侵犯被侦查对象的基本权益。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告诫我们:“法律越符合国家对犯罪人防范之目的,越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对待所谓的犯罪人对国家的防范”。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是规范非自侦案件侦查活动、纠正违法侦查行为的重要制度设置。2009年最高检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排除非法证据制度,探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防止错误逮捕、起诉以及遗漏犯罪嫌疑人或罪行。2010年,最高检发布《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机制,确定了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调查权及纠正违法的方式。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试图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对于如何加强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司法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侦查监督仍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薄弱环节,对于如何贯彻相关立法精神,进一步增强侦查活动监督意识,完善侦查活动监督工作机制,增强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实效,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再度发生,仍然任重道远,亟须探索与完善。

  二、落实侦查监督的问题与困境

  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形式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审查批准逮捕是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审查,其结果是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属于静态的事前监督;审查起诉是对侦查活动终结后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审查,其结果是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属于静态的事后监督;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则着眼于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其结果是即时发出通知对违法情况予以纠正,相对而言是动态的过程监督。无论是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还是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其目的都在于控制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但制度理想与现实运作往往有相当的差距,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能否有效控制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受到一定的挑战。

  其一,监督理念的错位性。从我国相关的法律文本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具有追诉(即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加逮捕、追加起诉)与保障(即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决定不批准逮捕、对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起诉、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的双重性质。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不仅扮演着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也同时扮演着国家公诉人的角色,体质内流动着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天然冲动,往往难以脱离其控诉角色的思维方式。加上部分地区实行“检警一体化”或侦检“大控方”体制,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无形中成为利害共同体,使得侦查监督的理念突出犯罪追诉控制而弱化人权保障,对侦查机关侧重于支持配合而忽视监督制约。

  其二,监督手段的单一性。虽然“两高三部”于2010年发布《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其中第2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可以通过依法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法律监督;但后面几种监督手段仍然是以审查案卷材料为基础,实务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也主要依赖于对卷宗材料的书面审查,而脱离侦查活动的实态过程,缺乏更为多样、实质、有效的审查手段。以刑讯逼供为例,如果公安机关有意掩盖,仅仅通过审查口供、笔录很难发现违法侦查行为,毕竟不能寄望于侦查机关自己制作的卷宗材料反映自己的违法行为,而事后警方出具的“办案说明”几乎是不存在自证其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其三,监督时效的滞后性。审查起诉本身是对侦查结果的事后监督,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原本通过书面审查就难以发现违法侦查行为,在所有侦查活动终结情况下发现违法问题更为困难。而审查批准逮捕与侦查活动监督由于缺乏多样化的监督手段及信息不对称,亦无法实现理论上的即时性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拘留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将上述期限适用到不符合条件的普通案件中,导致检察机关对长达30日的拘留期间内侦查人员进行的相关侦查活动毫无监督可言。同时,正是在侦查活动具有封闭性的前提下,侦检机关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也仅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却对数量庞大的普通刑事案件无此要求。检察机关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得侦查活动过程的真实样貌与信息,因而在监督侦查活动、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方面存在严重的滞后性。

  其四,监督效果的无力性。虽然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但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具有封闭性与独立性特征,在侦查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检察机关无法深入其中,监督权威自然有限。有学者认为,从立案侦查到审判程序前,公安侦查机关是事实权威,而侦查监督机关连法律权威都不充分具备 。从监督方式来看,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并无法有效遏制大量的违法侦查行为。由于公安机关将《纠正违法通知书》列入了考核指标,部分检察机关因顾及双方关系而有意减少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数量,更多地采用口头形式提出纠正意见,而口头纠正意见往往如其名“止于口头”,实际是否整改检察机关并不掌握。且两高三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3条仅规定:检察院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对到期未回复如何处理没有作出规定,因此《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实效并不理想。

  另外由于侦查监督制度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监督主体一元化,因此对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活动则陷入同体监督的局限 ,由于本文主题限于对非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对此不再展开。

  三、完善侦监体系的几点思考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应当是全面有效的,针对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针对性地加强立法,转变理念,采取措施,拓展进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诉讼构造下,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转变侦查监督理念,增强侦查监督的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将抽象的原则和概括的制度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程序和规则,使检察官不仅具有更强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同时具备更多的介入条件,构建起强有力的侦查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侦查监督的制度功能。

  首先,转变监督理念,强化侦查监督意识。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平衡追诉犯罪和人权保障两方面,但由于检察机关同时扮演着国家公诉人的角色,从而不自觉地侧重追诉犯罪而轻视人权保障,因此对侦查监督动力不足。在侦查监督领域,与追诉犯罪和人权保障二者相对的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我们国家向来具有追逐“实体正义”的情结,而缺少“程序正义”的理念支撑。从本质上而言,法治社会是一个规则体系,意味着是对程序高度地尊重和忠实地遵守。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程序法为实体法服务,但它不仅仅要求达到对实体法实际有用的程度,而且也必然要求有法的效力。”也就是说程序正义是一种独立的法律价值,通过维持程序正义来保障人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追诉犯罪归根到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与基本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侦查监督方面,应当转变现有理念,牢固树立“人权保障”高于“犯罪追诉”、“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的监督理念。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我们在解读该条规定时,往往只注意到公检法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却忽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相互关系与活动开展必须合目的性。“监督”本身的词义中就有“制约”之意,其目的都在于控制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而“配合”只是实现更好“制约”的手段,在此二者并不能等同而视。因此对于侦查监督制度,要强化“互相制约”意识,加强监督制约,淡化“相互配合”色彩,拒绝一味支持配合,才符合侦查监督的制度设计与期待。

  其次,健全监督手段,提升研判甄别能力。

  要不断健全侦查监督手段。对于目前比较热门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由于《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仅有原则性规定,使得适用范围偏窄,参与权限不明,介入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非自侦案件侦查工作机制,明文确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相关程序及有关权限,使检察机关有动力、有能力通过提前介入对侦查活动进行动态的过程监督。必须注意的是,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目的在于监督制约侦查活动,而非指挥引导侦查取证,更不是推行“侦检一体化”。因此在介入过程中必须强化监督意识,通过参与讨论、讯问、勘查等活动,现场同步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侦查监督的及时性和效果。对于实践中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侦查行为,可以通过建议更换办案人予以监督。对于存在违法侦查行为或违反相关办案纪律的办案人员,有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所在机关及时予以更换。

  要不断提升研判甄别能力。发现、甄别违法侦查行为是进行侦查监督的前提,也是保证侦查监督有效性的基础,因此要在熟悉侦查监督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法律政策与实务案例的研习,总结侦查监督经验,把握侦查监督规律,形成类型化的思维模式和敏锐的侦查监督意识,提升甄别发现违法侦查行为的能力与水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要着重培养提升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1)案件分析能力,是侦查监督的基础能力。要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和规律,立足整天案情,抽丝剥茧,关注侦查细节,察微析疑,重点审查强制措施实施与变更、羁押期限、讯问程序、证据收集等关键环节,以侦查监督的专业思维审视案件,以敏锐的嗅觉发现违法侦查的线索。(2)证据审查能力,是侦查监督的关键能力。要结合已获取非法证据信息,不断提高对非法证据、瑕疵证据的认识水平与甄别能力,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办案人、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调取讯问笔录及录音录像,调取查阅犯罪嫌疑人进出看守所的体表检查和健康记录等相关材料,进行伤病检查或鉴定,及要求侦查机关对取证合法性进行说明等方式,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甄别、判断。(3)调查核实能力,这是侦查监督的重要能力。要结合已掌握的违法侦查线索,通过查验卷宗材料、与犯罪嫌疑人约谈、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要求侦查人员说明情况等多种方式对存在违法嫌疑的侦查行为进行交叉调查核实,判断、确认违法侦查行为的存在。

  再次,创新监督机制,拓展监督信息来源。

  当前侦查监督滞后性的很大原因在于侦检双方之间的信息非对称,因此必须创新侦查监督机制,着力改变目前信息非对称的状况,确保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知情权。虽然根据最高检2010年颁布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但是从各地公检联席会议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论公安机关信息通报的准确性与全面性,由于公安机关所提供的信息多是宏观而笼统,很难从中发现违法侦查行为的存在。因此要拓展侦查监督的信息来源,必须着眼于犯罪嫌疑人及知情的第三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就特定违法侦查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但存在前置条件即要先行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使得效果打了折扣。要使检察人员拥有第一手的侦查活动信息和不受干扰的独立调查空间,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及知情第三方的意见表达权,畅通控告申诉渠道。包括:(1)建立检察官信箱。由于司法实践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基本就与外界失去信息交流的途径,加上辩护律师普遍忌惮《刑法》第306条这把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怯于或怠于传达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意见,因此要将检察官信箱设置在羁押场所犯罪嫌疑人活动空间范围之内、醒目之处,并定期查收与回复、回访,确保在押犯罪嫌疑人充分自由行使控告申诉权利。(2)与犯罪嫌疑人约谈。检察人员在分析刑事案件,嗅到违法侦查行为可能存在的情况下,要主动加强与犯罪嫌疑人的约谈,及时告知其享有的控告申诉权利,对相关侦查细节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与甄别,获取侦查过程的一手信息,从而发现违法侦查行为线索。(3)建立主办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常态化联系机制。辩护律师是除当事人外最为重要的知情人,加上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是侦查监督信息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在侦查监督领域,检察人员应当与辩护律师处于同一战线。因此要着力构建主办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常态化联系机制(包括律师接待窗口建设、直接的电话联系及约谈等方式),为辩护律师提供信息交流和申诉控告的便利条件,获取违法侦查线索,形成检律监督合力。

  最后,树立监督权威,增强侦查监督实效。

  增强侦查监督的实效与权威,必须以打破侦查活动完全的封闭性与独立性为前提。对此,学者提出要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中适用各种强制性措施的审查批准权 和违法侦查措施撤销权 。根据当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必须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外,我国的侦查机关采取拘留、搜查、扣押、查封等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具有自我决定权,其适用的宽泛性、缺乏外部约束性是违法侦查行为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在客观条件具备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中适用各种强制性措施的审查批准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授权给公安机关具体实施,并要求后者在规定时间内将执行情况报检察机关备案。当然在特定的紧急情况下,允许公安机关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措施,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检察机关予以审查。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撤销权,完善及时纠错机制,撤销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侦查机关必须执行;拒不执行的,将依法追究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此外,必须明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强制力,明确拒不纠正的法律责任,对于侦查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拒不纠正的,检察机关可以向侦查人员的主管部门发出惩戒建议,配合建议更换办案人制度,加大侦查人员的违法成本,增强侦查监督实效。

    福建长乐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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