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廉政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无数的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并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新形势下,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引导和警示作用。
一、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沿革
1、廉政文化的启蒙。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反映,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这里面就包括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在这个时期,“贪”和“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也已出现。史云黄帝时“缙云(一种官名)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这与轩辕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的为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贪贿的指责与对廉、勤的赞叹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朴的形态。
2、廉政文化引入律法控制。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据此,不晚于夏代,对贪的惩罚已有了正式的刑律。但由于三代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地区实际只限于“王畿”,官僚的选拔主要依据血缘而非才能,分封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使中央对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都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及其范围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3、廉政文化进入全盛。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激励的竞争面前,为了强国的需要,为了管理多层次并且逐渐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廉政建设的迫切性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的面前。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孔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理论学者。《周礼?天官?小宰》中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廉”观就大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与完善的。
二、古代廉政文化的几个特点
1、强调修身养廉
戒除贪念。儒家鼻祖孔子肯定人们对富贵的追求,但同时强调要有不贪求的心态。他的弟子子张请教孔子怎样把政务做好?孔子的办法是推行五种美德,杜绝四种恶行。五种美德中的一种就是“有欲望但不贪求。”如何克制欲望,孔子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我们不能克制自己,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正人先正己。儒家提倡先正己后正人,先治己后治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也提出“修己治人”,还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荀子认为:为国以修身为先,君不但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脑,也是社会教化的仪范,他既需具备政治才能,亦身兼道德化身,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公仆意识,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成为人民的公仆,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如何才能做到“慎独”,儒家认为:一要摒除一切外物,而专事于内在心情的把握;二要“反求诸己”,从个人的修身做起。如果这两方面做好了,那么慎独的功夫也就到了。不能慎独则内心的德行不能形与外,不能形于外的话,尽管能通过心、色、言等施令于民众,民众虽也表面服从,但并不是内心的服从,所以“虽从必疑”。
2、强调俭以助廉
历代贤儒都坚守淡泊明志、清心寡欲的生活作风,认为“惟俭可以助廉”。孔子曰:“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他虽然十分重视礼仪,但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和奢侈浪费,强调内心和感情上的礼仪要求。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意在要人们减少和克除不正当的私欲,以保证身心的健康发展。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诸葛亮在隆中俭朴生活十载,才有了后来的“一鸣惊人”。儒家认为,人一旦有了贪得无厌的欲望,就会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身败名裂,祸害家国,不得善终。
3、律法严而执法宽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
三、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对当今廉政建设的启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廉洁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今的廉政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研究的资源,值得总结和探讨。
1、注重公职人员正确价值理念的形成。中国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文化以润其内,养德以防其本。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崇尚节俭朴素的生活美德,增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自我控制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才能不断优化自身行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此外,我们还要在强化干部正确意识的同时,不断吸纳优秀人才来充实党员干部队伍。综观世界,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人才都是治国之本、国之财富。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今天提倡强化教育、重视人才,与封建统治阶级招贤纳能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注重“以贪为耻,以廉为荣”良好风气的形成。在中国,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远大于西方,在较长期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可以经常把他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对廉洁从政的理论、价值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引导家庭成员从思想深处树立廉政意识。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在宗法谱系意识很强的传统社会中,家规对入仕者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因此郑氏一门中所出的一百余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
3、注重法治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古代一些统治者也重视对官吏的监督制约,但最终“人治”大于法治的皇权统治造成了“律法严而执法松”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要德治,又要法治。一要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严格限制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并通过立法尽快将听证、陈述、申辩等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参与原则及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的重要作用。二要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规范各类公权力的行使,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和权力滥用。三要改革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并将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具体操作规则向社会公布。
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 冯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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