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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维艰

时间:2016-06-27 15:28:00作者:王渊 倪爱静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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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来以 

   

  尹西林 

  《人民检察》的60年不只是一本杂志的个体化生存记录,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印记,是中国特色检察事业和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程的缩影。她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有时代的局限,她获得的每一步成长都有时代赋予的机遇。 

  应运而生 

  1956年,检察机关跨越了初建阶段,经过1954年至1956年各项检察业务全面建设,检察工作空前发展,急需一个反映检察实践发展及探讨相关理论的重要平台,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物的《人民检察》应运而生。创刊后的《人民检察》日常工作由最高检研究室承担起来,具体的组稿、编辑工作交给了研究室下面的编译处负责,第一位负责人是当时的编译处处长任重捷。那个时候,对任重捷来说,办好这本刊物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回忆起父亲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任重捷的长子尹西林形容道:“很认真、很上心、很投入。”尹西林记得,当时父亲经常念叨:“《人民检察》可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唯一刊物呢,上报中央、下达基层,是宣传和指导全国检察工作的重要刊物。一月一期,实打实的,延误不起啊。” 

  当时的编译处是最高检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处室,全室上下团结一致,在人力、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始终悉心呵护,努力耕耘,大家都企盼着《人民检察》这本刊物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每天傍晚,处里的同志们都会到任重捷家里串门。如果尹西林在家,有时也会凑凑热闹,围在叔叔阿姨们身边。他说只要有叔叔阿姨来家,父亲立马不顾难忍的胃痛,精神抖擞、津津有味地同他们商谈工作细节,研究稿件的组织和评论的写作。任重捷与同事们或慷慨激昂或深思熟虑的谈话,往往要延续上一两个小时,以至于忘记了撂在桌边燃烧的艾卷。他离世后,家里那张旧木桌上的艾卷烧痕成了儿女们永久的怀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创刊后的《人民检察》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编辑方针,及时传达党在检察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推广各地检察工作的先进经验,反映检察人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阐述检察工作的基本知识。文字简明、通俗,形式生动、活泼,很快成为检察人员最关心、最喜欢阅读的刊物。在《人民检察》出版了三期后,便有不少读者写信,要求增加发行数量,有的还建议检察人员人手一册,但限于印刷条件和纸张缺乏,这些热心读者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除了热心的读者,《人民检察》自创刊以来,便拥有了一批积极踊跃的作者和通讯员,截至1956年9月底,编辑组共收到来稿500多篇,杂志的内容也日益充实起来。然而,1960年秋,为精简政法机关,“公检法合署办公”,《人民检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出版了第13期(总第76期)之后便停刊了。1963年,中断了两年的《人民检察》又与广大检察人员见面。遗憾的是,复刊不久,《人民检察》便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再次停刊。 

  因陋就简 

  197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1979年6月20日,《人民检察》复刊。至此,最高检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检察机关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初,《人民检察》复刊后的第一位负责人周来以回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在研究室主任王桂五的领导下,着手《人民检察》复刊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在1962年、1963年,曾在《人民检察》编辑组工作过,对有关工作比较熟悉,我去原来印刷《人民检察》的京安印刷厂商定印刷出版《人民检察》等事项。同时,最高检人事厅从业务厅调来两个干部承担编辑工作。每期加工后的稿件,经三次校阅,送王桂五主任和金默生副主任审核,最后送副检察长张苏签发后付印。”经过辛苦的衔泥垒窝,《人民检察》顺利完成第二次复刊,并开始良好运转。 

  中断了十年的检察工作在恢复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和困难,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来源于思想上——有些检察人员在遭到迫害之后还“心有余悸”,有些则对此耿耿于怀,甚至不愿再做检察工作。“复刊后的《人民检察》便成为最高检连接广大检察人员的桥梁,通过阅读《人民检察》,这些检察人员逐渐消除顾虑,甩掉了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检察工作”。另外,除了少数从事过检察工作的干部归队外,大部分是来自其他行业的人员。他们来到检察院后,对检察工作非常生疏。“有的干部把‘检察院’误认为是‘检查院’,不知道是检查什么的。这些‘检察新兵’读了《人民检察》后,逐渐了解了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也认识到了检察机关的重要性、必要性,工作有了方向有了底气,干劲儿也越来越足了!”周来以老人朗声说道。 

  紧张的工作使人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周来以老人在编辑完成1984年第2期,写完了《高尚的革命品格——赞沙涛同志》的评论文章后,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五年后的1989年,《人民检察》面向国内公开发行,以48页的篇幅,肩负起指导业务和面向社会宣传的双重任务。

[责任编辑: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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