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职能作用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时间:2012-03-08 12:55:00作者:徐日丹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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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以来,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已在辖区设立10个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图为人大代表查看检察官对矫正对象进行家访的记录等内容。     本报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林庆建摄 

  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通过不断深化检察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途径,在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中,不断促进职能机关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刑事和解: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要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打击犯罪,还要通过执法,在维护法律权威和体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早在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对轻微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探索建立运用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的机制,明确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 

  2011年年初,河南省登封市检察院公诉科收到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父亲写来的感谢信。信中写道:“检察官为化解双方矛盾多次到村里、家里、看守所调解,充分体现了当代检察官的爱民之心,你们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这已经是登封市检察院实施刑事和解机制以来收到的第15封感谢信了。 

  原来,2010年3月23日,高某与孙某因琐事发生争执。高某用石块敲击孙某,造成其右手中指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构成轻伤。6月22日,该案被移送至登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期间,高某的父亲反映自己在案发时也被孙某打伤,要求追究孙某的刑事责任,孙某则辩称高父的伤情是自残所致。双方态度都很强硬,情绪异常激烈。 

  在该院副检察长李彩云的主持下,承办人先后三次安排双方家属进行协商。最后,高孙两家达成和解,表示将尽释前嫌,互不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也要求司法机关对伤人者从轻处理。矛盾化解后,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登封市检察院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撤销案件建议书。 

  登封市检察院收到的感谢信只是检察机关通过刑事和解机制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成功缩影。目前,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都开展了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 

  虽然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焕发着勃勃生机,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花钱买刑”的质疑。对此,检察机关给予了明确回应。 

  例如,重庆市石柱县检察院在办理黎某故意伤害一案中,案件承办人发现嫌疑人黎某不是出于真心悔罪,而是以利益为诱饵,试图通过被害人申请检察机关对其不起诉,逃避法律的制裁。对此,该院立即终止了和解,并依法对黎某提起了公诉。 

  检察官告诉记者,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赔礼道歉,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如果当事人以降低刑罚标准作为赔偿数额的条件,那么就证明其赔偿之意在于“买刑”,也就违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即使其达成了所谓的和解协议,也将不被允许。 

  为切实防止“以钱抵罪”、“以钱赎刑”,确保案结事了,2011年1月,高检院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专门出台了《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就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和起诉阶段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了规范。要求检察院对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应当重点从当事人是否自愿、加害方的经济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适应、是否酌情考虑其赔偿能力等6方面进行审查。 

  2011年4月22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全面指导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 

  “两法衔接”:凝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合力 

  除了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各级检察机关还把建立和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机制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合力。 

  谈到“两法衔接”,一场专项活动不得不提:2000年10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截至2001年4月底,全国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492万人次,捣毁制假售假窝点4.3万个,查获假冒伪劣商品货值65亿元,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5100人。但是,在整顿市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行政执法机关对查获的涉嫌犯罪的案件如何向司法机关移送,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发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发案数逐年增长,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查办数也相应在增加,但真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却与之并不相称,有的地方、有些案件还呈下降的趋势。”高检院侦查监督厅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诸多: 

  一是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的驱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移送不及时或不移送甚至“以罚代刑”的问题。 

  二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存在着证据上不衔接问题。刑诉法对证据有严格的收集主体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作为行政处罚的主体收集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刑事司法机关往往不予采信,需重新收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移送。 

  三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信息不畅的问题,造成刑事司法机关不能随时随地给予行政机关有关的法律指导,以致时过境迁,追究刑事犯罪的难度加大。 

  “高检院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两法衔接’工作,并运用这一机制促进依法行政和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有关负责人介绍,2011年2月,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后,各级检察机关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普遍建立了查办重大复杂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使检察机关对移送活动监督失之过软的局面得到极大扭转。 

  除了联席会议制度,很多地方检察机关还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鼠标一点,就能查看行政执法活动情况的目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真正有了“硬手段”。 

  2011年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与自治区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案件查询、跟踪、移送、分派、立案监督等功能。现在,第二期市级“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已进入招投标阶段,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 

  实现“两法衔接”更要有具体行动。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按照党中央和高检院的部署,立足检察职能,深入开展“两个专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和“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积极参与“亮剑”行动,通过走访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查阅、审查执法台账和案卷材料,加强了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 

  虽然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健全两法衔接工作中付出了诸多努力,但矿难、食品安全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其背后暗藏的渎职行为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这使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有了更高的期待。 

  为此,高检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重大责任事故所涉犯罪诉讼法律监督的意见(试行)》,完善了检察机关参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危害国土资源事件和重大工程建设中发生案件的调查机制。 

  针对食品安全犯罪,2011年3月27日,高检院专门下发《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关职务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时,要注意挖掘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同月,高检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再次将涉食品安全问题渎职犯罪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部署。 

  检察机关通过不断完善“两法衔接”机制,令我们欣喜地看到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协作配合意识不断增强,执法司法合力和社会公信力随之不断提高。 

  社区矫正:帮“迷途”者找到方向 

  社区矫正工作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加强特殊人群管理的重要手段。各级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加强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服刑在教人员特别是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轻微犯罪被不起诉人等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随着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由点到面、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由试点初期的6个省,到2005年1月的18个省,直到2009年10月“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通知》之后,根据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实际工作的需要,高检院在不断总结实践情况的基础上,相继下发了一些指导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等法律监督业务的规范性文件,有力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2005年9月,高检院办公厅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关于加强监外执行检察工作的意见》;2006年5月,高检院下发了《关于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加强法律监督的通知》;2007年8月,高检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检察监督的意见》;2008年2月,高检院下发了《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2009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央综治办、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2011年4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判处管制、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2年1月10日,“两高两部”颁布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这些文件为依法规范实施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提供了依据。对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任务和监督谁、监督什么、怎么监督、监督效果评价等都不同程度地作出规定,使基层检察院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逐步步入有章可循的轨道,初步形成了现有的监外执行检察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系。 

  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按照中央的要求,高检院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不同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全面规范了社区矫正从适用前调查评估、交付与接收、矫正实施到解除矫正整个工作流程,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检察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1年12月初,当正在进行监外执行的朱某接过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检察院和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送来的慰问金时,清瘦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是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对他的第三次看望。 

  朱某在2008年2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入狱服刑,2010年10月保外就医,但是生活的窘迫和昂贵的医疗费用让朱某一筹莫展。南通市港闸区检察院负责监所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当地民政局联系,为朱某办理了低保,让他有了生活依靠。“让社区服刑人员安心服刑,防止发生漏管、脱管、重新犯罪现象,使社区服刑人员不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我们的职责。”该院监所检察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社区矫正人员而言,由于他们每天生活在社区中,人们亲眼看到他们的改造和转变,在情感上很容易接受和宽容他们,有利于减少犯罪人的对立情绪,也有利于争取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就《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答记者问时透露,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万余人,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人,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 

  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和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责任,也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各级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高度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交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卷。

[责任编辑: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