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纪念创刊20周年,检察日报社所属正义网策划“法治足迹——《检察日报》20周年系列访谈”,2011年6月14日上午9点,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樊崇义教授将做客正义网,畅谈他与《检察日报》多年的缘分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相关内容。[图文直播][嘉宾简介]

   

    “《检察日报》作为我党的重要喉舌,特别是在法制宣传这方面,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推进司法民主、文明,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确实作用很大。”

《检察日报》为法律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提供了可靠资料

    樊崇义认为就理论研究来讲,《检察日报》经常报道一些重要的试点研究、重要观点和一些创新的理论文章,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对于法律理论的学习和宣传、研究都提供了很可靠的资料,作用都是很大的。据我了解,在学界对《检察日报》还不错,特别是第三版,形成了《检察日报》的一个特色。对于检察理论的宣传、国家法学理论的宣传,第三版我认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载体。

案例报道让人很受教育

    从普法和基层工作的情况来讲,要多选择典型的案例,特别是公务人物如何走向腐败,不是说报道他贪污多少,这个是要说的,关键是他在世界观上内心世界的一些变化,心理状态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检察日报》有几篇报道大家感觉感染之深,由红色变成黑色走向腐败,如何被腐蚀的过程,心理变化的过程,这方面大家看了以后都很受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多做一些典型事件的深度报道来提高质量,不是让大家看了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太多了,黑的不得了,应该多抓住一些典型进行一些世界观方面的警示教育。

《检察日报》在宣扬主旋律方面比较突出

    樊崇义表示,《检察日报》在舆论导向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可以的,一是宣传主旋律,主题和主线《检察日报》做的还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方面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处理好民意和独立品格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一些激情,甚至是一些群发性事件和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既要关注民意,又要适当的有导,坚持法律原则。二是关于三个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这三个效果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标准是什么?在这方面往往一强调社会效果就把法律效果扔了,强调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就不要了,容易出现片面性的宣传,所以这方面也得抓。三是群众的热点问题,对于类似药家鑫案件的宣传,包括冤假错案的宣传等等,也要有适度原则,讲一些科学。我们学者看这些东西,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是非标准。可是这个是非标准怎么成为群众的认识武器,这就需要媒体宣传,如何交给群众一个判断的标准和工具、办法,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检察日报》第三版实务版面。
樊崇义:法治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敬。
    “从2002年“三项制度”(侦查讯问全程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产生至今,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难度,案件侦查讯问时律师无法到场就是难题之一。”

“三项制度”试点:从珠海到甘肃

    樊崇义介绍,"三项制度"试点之初借鉴学习了英国的经验,也查询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有很多先进国家和地区都有录音、录像制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八、九个国家实行侦查时采取录音、录像。从2002年开始酝酿试点的实证研究,珠海检察院一位检察长,现在是珠海市的政法委书记,他思想非常开明,他同意搞。第一次先尝试在采用强制措施的第一次讯问这个过程中使用,我搞录音、录像、历史侦查,这三项制度我们同时执行。结果搞完一个案例以后,律师也参与,大家都皆大欢喜,刑讯逼供、打人的事都没有了。后来又增加了河南省焦作市检察院、公安局和甘肃省的白银公安局三个试点,在这三个地区搞,这三个地区我们下去了有20几个老师和学生,搞了有一千多个案例。中央全国人大法工委都发现了这个做法很好,后来他们也进行了检查和指导,我们结合起来搞以后,慢慢就成了。搞好以后一直到2005年,检察系统首先接触,然后全国进行推广,一直推广到今天。

“三项制度”现阶段推广的难度

    现在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樊崇义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我国之大,职务犯罪同普通刑事案件发展是不平衡的,职务犯罪案件都搞了,普通刑事案件,像北京市一些发达地区搞了,但是还没有传播推广。第二个不平衡是,三项制度中的录音、录像比较好推广,律师到场现在还是有点难,就是侦查时律师还不能到场。

《检察日报》在推进“三项制度”起到的作用

    樊崇义认为《检察日报》在这个方面还是非常准时的。首先我在珠海搞实验的时候,《检察日报》就派了记者进行跟踪报道。我回来后又参加了几次国际研讨会和国内的研讨会,包括今年5月14号和15号又召开了一次“检察系统职务犯罪的录音录像如何走向规范化研讨会”,每一次会议《检察日报》都有记者参加来进行跟踪报道和宣传。我觉得这个方面《检察日报》对我们的支持还是很大的,我们也非常高兴。

著名学者樊崇义做客正义网讲述侦查讯问律师不再成为“三项制度”推广的难点。
在今年的刑诉法修改时,这三个制度将被写入法典。对此,樊崇义教授对记者说:“它将成为推进国家办案文明、司法进步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和举措,我对此充满信心。”
    “今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也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观念,不仅要惩罚犯罪,还要为社会服务,为当事人服务。”

刑事诉讼制度应体现多元化观念

    樊崇义告诉记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过去都是坚持一种专政的、国家的观念来对犯罪进行打击和惩罚,这些都属于一元化的观念;而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变化,《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应地也要逐步从一元化的观念转变成多元化的观念。

刑诉法修改将更保障律师权利

    《刑事诉讼法》将于近期进行“大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不再仅以“惩罚犯罪”为目的,更多的会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对刑事诉讼修改也将打算对律师制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对律师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辩护难、会见难、约见难等问题,还包括要保障律师的调查权。”樊崇义教授说道。在他看来,这些修改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了律师的权利就等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必须遏制刑讯逼供

    樊崇义认为侦查讯问向来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卡,这道关卡涉及到整个案件的证据搜集、案件侦破等方面,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然而我们在关键点上总是出现反复相同的问题——刑讯逼供,如果总是用专政手段、强制手段、暴力手段搞出冤假错案,刑事诉讼就走偏了方向。”

樊崇义认为,赵作海案对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有一定的影响,“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其实有了赵作海才有了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非法证据排除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行动了。”。

     樊崇义:“服务大局”、“科学发展”、“文明履职”、“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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