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上，一帧显微影像令人心惊：在被放大了300倍的画面里，一只昆虫腿上密密麻麻布满的倒刺，正从壁画表面刮下沙石微粒。

　　“看似不起眼的昆虫，一旦落下，就会在壁画上留下划痕、带走渣土。”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指着屏幕向记者介绍。自1996年莫高窟首次发现蛾类成虫起，他便将工作重心从“被动修复”前移至“预防性保护”，用仿生学与高速摄像还原损伤机制。

　　1998年，莫高窟第98窟壁画表面长出白色菌斑，鉴定结果竟是大肠杆菌，DNA特征直指人为活动。“人流量大，湿度就高，微生物便乘虚而入。”那次发现让汪万福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保护密不可分。

　　“酥碱是壁画的癌症。”他说，环境失控会导致地仗层酥软粉化。为此，他主导建起莫高窟区域大环境—窟区、小环境—洞窟及微环境三级实时监测预警平台；当洞窟二氧化碳含量超1500ppm、湿度超62%即触发预警，必要时闭窟。如今，莫高窟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6000人以内，哪个洞窟开放，全由数据说了算。

　　“莫高窟最大的威胁是风沙流，几代敦煌人都在与风沙赛跑。”汪万福说，他进入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崖顶固沙。那时，莫高窟年清沙量有三四千吨。经过几代人近80年的努力，莫高窟身后，方圆1公里的沙漠已经被固化，窟前积沙量削减了85%以上。

　　敦煌研究院统筹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东西跨度1600余公里。风沙、洪水、生物等因素的叠加，使保护难度越来越大，预防性保护愈发受到重视。汪万福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文物保护法时提出诸多建议，推动预防性保护入法，呼吁确立“文物DNA”，让普查、追索更加精准。

　　“敦煌不是孤立的展品。它与沙、与水、与人共生——立法把这套共生关系理清楚，才是真正的保护。”汪万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