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冬，京兆尹赵广汉被汉宣帝处以腰斩极刑。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行刑前，长安数万官吏、百姓在宫门前哭泣，甚至有人希望以身代死。赵广汉死后，因其廉洁自守、不畏权贵和严惩地方豪强的为政之道深得人心，百姓依然怀念、传颂他的事迹。

赵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保定博野县）人，是西汉昭、宣两朝能吏。他从涿郡郡吏入仕，历任郡守、京兆尹等要职，为官干练、治绩卓著，尤以刚柔并济的断案风格与务实的断案思路著称。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赵广汉担任京兆尹期间处理的苏回被劫持案，就是其断案风格和思路的集中体现。

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汉宣帝时期，担任郎官（天子的侍从近臣）的长安富人苏回在家中被两名歹徒劫持。案发后，赵广汉带领属吏火速赶至现场，他站在庭院里命长安丞龚奢向两名劫匪喊话：“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两名劫匪未曾料想京兆的官吏行动如此神速，加之对赵广汉执法不阿的威名素有耳闻，遂当即走出房门，磕头认罪。随后二人被押入监牢，赵广汉信守承诺，在饮食、丧葬上给予他们人道待遇并妥善料理了后事。

在汉代律法体系中，劫持人质是性质恶劣的重罪。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记载，“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磔”为极刑，根据规定，但凡图谋劫持人质勒索钱财，无论是否得手、是否实施既遂，一律处以极刑，足见汉代对劫持人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零容忍态度。而赵广汉对此案的处理，既严守律法底线、惩治犯罪，又兼顾人性情理，充分彰显了古代司法官的履职素养与职业操守。

一是重视信息收集和研判摸排，防犯罪于未然。赵广汉“精于吏职”，极其重视反复而细致的调查摸排，对其辖境内盗贼、游侠、官吏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长安曾有数名少年聚集于偏僻空巷，密谋劫持勒索，尚未付诸行动、谋划未定，便被赵广汉依托自建的消息网络提前侦知，随即派兵一网打尽，将恶性案件消弭于萌芽状态。苏回被劫持案事发仓促，但赵广汉极速赶赴现场、精准控场，凭借雷霆行动形成强大心理震慑，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质遇害。同时，他善用“钩距法”侦查审讯，这也成为古代司法取证的经典方法：不直接追问核心案情，而是通过比对关联事物、层层类推印证，交叉核验信息真伪，以此还原案件事实、杜绝冤错。史载“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足见其侦查能力的独到与精湛。

二是强调平衡法理与人情，兼顾打击犯罪与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在了解劫匪情况后，赵广汉立即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劫匪提出“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在初步控制局面后，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告诉劫匪如果释放人质，将会对其“得善相遇”，不仅如此，如果“幸逢赦令”，还有可能免于死罪，这在汉代严厉打击劫持人质犯罪的背景下，无疑是给了劫匪一线生机。最终，成功化解危机、保全人质生命。虽然劫匪未能“幸逢赦令”，但赵广汉在犯人后续的饮食、丧葬上给予人道待遇、妥善料理后事，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彰显司法温度，诠释了宽严相济、法理相融的治理思维。

除了断案，赵广汉更是不畏权贵、严惩豪强、护佑百姓。西汉中期，地方豪强大族势力抬头，他们经常包庇纵容手下宾客欺凌百姓，违法犯罪，严重损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例如，时任京兆掾的杜建，依仗职权与宗族势力纵容门客谋私作恶、侵扰百姓。赵广汉先行劝诫警示，杜建恃权跋扈、拒不悔改，赵广汉遂依法将其收押查办。案件查办过程中，宫中显贵、地方豪强纷纷登门说情，杜建宗族宾客甚至密谋聚众劫狱、挑战国法权威。对此，赵广汉刚正不阿、毫不退让，提前摸清劫狱谋划、锁定主谋人员，杜绝作乱风险，最终依法将杜建明正典刑，可谓大快人心，深受百姓拥护。

赵广汉还立足长效治理，积极推动制度革新。任职京兆尹期间，他奏请朝廷将长安游徼、狱吏等基层治安与司法吏员的秩禄提升至百石。此前汉代基层吏员俸禄微薄、地位低下，极易滋生贪腐枉法、徇私舞弊乱象。俸禄提升后，基层执法司法人员自重自律、敬畏法度，有效遏制基层司法腐败、杜绝执法不公。

纵观赵广汉的一生，功过并存、瑕瑜互见。他善于侦查研判，兼顾法理人情、宽严有度，敢于亮剑豪强、守护民生。后期却因门客违法被驱逐，便滥用职权、曲解法律，罗织罪名制造冤案处死无辜而被处以极刑。这也深刻揭示了，执法者当有惩恶扬善的魄力、精细履职的能力、体恤民生的温度，更需坚守底线、常怀敬畏之心。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