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的江淮地区气候多变。行至合肥，细雨连绵，天地宛若徽墨晕染而成的水墨画。距离登机还有半日时间，我便撑着伞，利用这点宝贵时间，探访名人遗迹。

首站来到包公园。包拯“包青天”的美誉家喻户晓，他的故事曾多次被改编成戏曲、影视剧等。年少时，我看过《打銮驾》《铡美案》等作品，剧中包公秉公断案、不畏权贵的情节荡气回肠，令人久久难忘。历史上的包拯为官刚正不阿，深得百姓爱戴，其事迹广为流传。

初次到访，不知具体方位，恰巧包公墓区就在近旁，我便决定先去这里。穿过照壁、神门、石像群、享堂等宋代制式建筑与石刻景观，包公墓赫然呈现眼前，墓前的石碑上刻着“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的字样，标明了包拯生前最高官职与身后谥号。

据了解，如今坐落于此的包公墓并非原始墓葬。1973年春天，因合肥东郊的大兴集规划工业建设，文物部门开展抢救性考古工作，在一处油菜田地下发掘出包拯家族墓葬群。1985年，相关部门参照史料记载与宋代营造法式，在包河岸边作了规划，重建包公墓园。工程完工后，将包拯遗骨及出土部分陪葬器物迁葬至新址。

下墓室，要经过环绕其旁的包拯家人墓冢。满目苍翠之间，一方石碑格外醒目，其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亲笔书写的《包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读后为之一震，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长者遗训，而是约束包氏后人的家风准则啊！后世子孙皆伴先祖长眠于墓园，足以印证历代子孙始终恪守祖训，清正的家风代代延续。

地下墓室摆放着一具金丝楠木棺椁，据介绍是一具复制品。原先殓葬包拯的棺具材质普通，发掘时已腐朽不堪，相关部门遂按宋代规制仿制。1973年清理发掘包拯家族墓群时，共出土陪葬品50余件。俯身端详，展品多为木俑、砚台、印花瓷碗、瓷香熏等日常小件用品。堂堂二品枢密副使，墓葬中竟无一件金器、玉器，稍显贵重的仅有一方歙砚——这恰恰印证了包拯任端州知州时“不持一砚归”的记载。端州盛产名贵端砚，历任官员离任时常借机敛取多倍贡砚，而包拯仅按朝廷定额征收，任满离去时未携一方端砚，彰显了他两袖清风的为官准则。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包拯的铁面无私，是以其行不由径、清正廉洁为根基的，这是他做人为官的立世之本。试想，若他贪赃枉法、表里不一，又何来秉公执法的底气？

看罢包公墓区，遂往包公祠而去。此时风大雨斜，柳条摇曳，春水泛波，恰似难以平复的心潮。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包拯去世四年后，好友仁岳和尚在合肥老城区内的兴化寺内辟西屋为祠，供奉包公遗像，这便是合肥包公祠的雏形。包河香花墩上的包公祠，始建于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是当时的庐州太守宋克明为包家后裔及城内百姓兴建的读书场所，原名“包公书院”。明嘉靖年间，御史杨瞻重修“包公书院”，并定名为“包公祠”，后毁于战火。清光绪八年（1882年），包公同乡、晚清大臣李鸿章捐资2800两白银重建包公祠堂，增建东西两院，规制如旧。

进入包公祠，正殿“色正芒寒”匾额下有一尊金铜色包拯坐像，正气凛然，神态威严。两侧立有传说中包拯的四大护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塑像，个个英武精干。一旁陈列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把铡刀，烁烁有光，似在等待包大人那声威震公堂的喝令：“开——铡——！”正殿左右偏房，以绘画、话本、戏剧脸谱等形式，展示包拯生平事迹与相关文学艺术作品，与殿外的包拯历史文化艺术长廊相互呼应。

有趣的是，正殿东侧六角攒尖亭内有一口“廉泉井”，原名包公井，传说能辨明贪廉。李鸿章侄孙、举人李国蘅在《香花墩井亭记》中记述：昔有一太守谒祠，汲饮此井水后头痛不止，后查明该太守实为贪官；而清官饮之，则满口清甜。虽有野史附会成分，但寓意鲜明，寄托了百姓对清廉的期盼。整个包公园主题鲜明、史实详尽、环境优美，既是廉政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涤荡心境的文化空间。

烟雨蒙蒙中辞别包公园。这一方水墨江淮，不仅藏着江南的温婉，更藏着一脉刚正不阿的风骨。包拯以一身正气立世，以清廉家风传家，始终如一盏明灯，照见人心，也照见世间公道。此行虽短，却足以让人心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