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安的荔枝》剧照

2025年，由大鹏执导、改编自马伯庸同名中篇小说的电影《长安的荔枝》打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唐天宝年间，明算科出身的九品小吏李善德被临时委任为“荔枝使”，奉命在杨贵妃生辰前将岭南新鲜荔枝运至长安。在艰难的转运过程中，他目睹各级官吏层层盘剥、百姓不堪重负的乱象，内心深受触动，遂不顾个人安危向杨国忠进谏，痛陈此举劳民伤财。最终李善德被革职杖责、举家流放岭南，却也因此避开不久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得以在岭南安稳度日。细观影片不难发现，其讽喻内核的构建、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暗合唐代诗人杜甫诗作的思想内核与艺术笔法。

电影开篇便交代了主人公李善德的身份：司农寺上林署九品监事。司农寺是唐代中央重要机构，主管农业、仓储等，上林署作为司农寺下属衙署，专管皇家园林、果蔬供应等，九品监事负责账目核算、物资清点、农田管理，属于底层小吏。随后，李善德被临时委任为“荔枝使”，被要求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至长安。他深知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死任务，绝望之下意欲自尽。此时，他的同僚、好友杜少陵登门，向门卫自报身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少陵”。结合片尾剧情，李善德被贬岭南后与苏源重逢，二人叙旧时，谈及安史之乱爆发，而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恰好被授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可知片中杜少陵的原型正是杜甫。

这一设定亦有杜诗可证。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留居长安，作五律《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诗题自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宋代学者黄鹤笺注：“其改卫率府参军，乃在十四载。”杜甫自号少陵野老，源于他困居长安十年（746年—755年）间，长期寓居少陵、杜陵一带。少陵是汉宣帝许皇后陵，规模小于宣帝杜陵，故称“少陵”。《长安的荔枝》将品级相近、同处一个时代的李善德与杜甫设定为挚友，实现了艺术虚构与历史史实的统一。

无论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均大量借鉴、化用杜甫的贡荔枝题材诗作及其讽喻主旨。杜甫以批判宫廷征贡荔枝、劳民伤财为核心的诗作，主要有《病橘》《解闷十二首》等。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写下《病橘》，篇末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此诗借咏病橘揭露现实，影射唐玄宗命南海进贡荔枝、劳民伤财的往事，批判封建帝王为满足口腹之欲苛待百姓的行为。片中李善德所任、负责将岭南新鲜荔枝运往长安的“荔枝使”，正对应杜诗中的“南海使”；诗中“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的沉痛画面，也在影片中得到具象化呈现。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甫作组诗《解闷十二首》，在“其九”中抒发了对唐玄宗征献荔枝劳民误国的感慨：“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中明言：“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亦记载：“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原著与影片中多次明确强调，需在杨贵妃生日前，将岭南鲜荔枝运抵长安，影片更以“距贵妃生日余……日”的字幕作为剧情推进的时间轴；杜诗中的“先帝贵妃”，对应影片中的“圣人”（唐代对皇帝的俗称）与贵妃，片中的岭南“鲜荔枝”，正是《资治通鉴》中“岁命岭南驰驿致之”的“生荔枝”。可见，整部作品的叙事框架与贡荔枝题材的杜诗高度契合。

影片中不少配角的塑造，也受到杜诗的影响或启发。李善德抵达岭南后，遇到了来自林邑国的奴仆林邑奴，对方被他的善意感化后，成为他忠心耿耿的助手。此后李善德前往荔枝园，又与荔枝园主阿僮相识，当他称呼对方“阿僮姑娘”时，阿僮直言，过往官员只叫她“獠女”。林邑奴与阿僮这两个角色，均与杜诗《示獠奴阿段》存在关联：“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该诗创作于杜甫寓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初期。诗中“獠”为古代对南方僚人的泛称，“獠奴”指杜甫所雇的当地少数民族仆人阿段。诗中记述，杜甫家引水竹筒被堵，水流不通，阿段不畏艰险入山查巡、寻泉引水，杜甫对其勇义颇为赞赏，也体现出他平等待人之情怀。影片中的林邑奴，在得到李善德敬酒、约定带他去长安等平等相待后，同样不惧危难，在李善德押运荔枝途中独当一面，甚至为了保护主人付出了生命，颇有阿段之风采。而阿僮的身份设定与人物形象，亦与《示獠奴阿段》有关。《杜诗详注》在此诗下，引黄鹤注云：“獠奴，公之隶人，以夔州獠种为家僮耳。”《困学纪闻》亦载：“《北史》：‘獠者，南蛮别种，无名字……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显然，作为岭南“獠女”的阿僮，自是“南蛮别种”，甚至“阿僮”这个名字，也应是“獠种家僮”的简称。

从人物设定到叙事骨架，从讽喻精神到底层关怀，电影《长安的荔枝》虽在原著基础上完成了影视化再创作，但其精神脉络始终与杜甫诗歌一脉相承。影片借一场千里送荔枝的荒诞差事，写尽盛世阴影下的民生疾苦与官吏倾轧，既延续了杜诗“穷年忧黎元”的悲悯情怀，也传承了其针砭时弊、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