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孕育一个地方；一个地名，承载一方文化。

地名，是地理风貌的印记，是历史变迁的注脚，是市井生活的刻度，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从山野村落的寻常称谓到繁华都市的街巷路牌，地名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行政管理的一个工具，更是一部浓缩的史书。

翻开这部史书，古都的营建制式、市井的烟火日常、时代的治理变迁、文化的根脉源流，便会顺着一个个鲜活的名字铺陈开来，等着人们去细细品读。

街巷之名：城市空间的坐标与集体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名被视为一种地理标识和行政管理工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部分承载历史记忆的传统地名因城市建设等因素被更改替换时，人们逐渐意识到，地名并非简单的符号称谓。

1987年，一座城市的名称调整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彼时，为了借助“黄山”这张世界级的旅游名片拉动地方经济，历史悠久的徽州地区被撤销，改设为地级黄山市，“徽州”这个镌刻着徽商传统、新安医学、徽派建筑等深刻内涵的文化符号，从此淡出正式行政区划序列。这场地名调整在此后几十年里仍被持续讨论，时至今日，呼吁黄山市复名为徽州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安徽黄山呈坎八卦村

作家冯骥才曾经这样思考地名的意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如果这些城市随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在“黄山”与“徽州”之名的争论中，人们所珍视和在意的，正是这一历史地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情感延续。

在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陈玺看来，地名的形成往往蕴含着特定年代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大历史转折、文化传统与自然环境特征等多重因素。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标识，更是联结过去与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纽带。历史地名一旦消失，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记忆和地方身份认同也可能随之淡化甚至中断。

“城市发展离不开更新建设，但使一座城市真正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往往不是同质化的高楼大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特色。”陈玺指出，北京的老胡同、西安的传统街巷、苏州的古城街坊，其所承载的历史地名都镌刻着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气质，是当地居民情感认同的重要来源。

对于生活在北京，长期深耕法律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剑虹来说，她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知，正来源于那些或端雅恢宏，或朴拙鲜活的老地名。

“作为元、明、清三朝帝都，北京历时近千年营建发展，其地名体系与普通历史文化名城相比，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质。既有皇权主导、政治属性鲜明的‘雅’地名，也有烟火气十足的‘俗’地名。”

穿行于宫墙与胡同之间，张剑虹向记者介绍了何为北京地名之“雅”，“皇家建筑命名将国家正统、礼仪秩序、治国理想凝练于寥寥数语的名字中，这些名字便是‘雅’之典范”。长安街、永定门、承天门等，取“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之意，将王朝的治理愿景嵌入城市空间肌理；文华殿、武英殿及六部衙署等，则遵循“文东武西、左文右武”的朝堂古制，直观体现封建王朝的礼仪规范与朝堂格局，文臣武将各司其域；坛庙、书院、学府之属，更融汇儒家思想、礼乐文化，承载着古代上层社会的审美与精神追求，是古都文脉的核心载体。

北京故宫博物院

红墙黄瓦之内是礼仪秩序，灰墙胡同之间则是烟火人间。灯市口大街、东花市、西花市、羊市口、煤市街、果子巷、禄米仓胡同……这些以集市、行当命名的街巷，用地名直白生动地记录着古代京城的商业布局与民生百态，承载着基层市井治理的真实生态。

张剑虹认为，正是这些雅俗共赏的地名，构成了北京完整的城市记忆——皇家地名代表都城的“骨架”与精神内核，定义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身份；市井地名填充了城市的“血肉”，展现出城市最鲜活的人间百态。一个个地名交织在一起，绘就了古代都城“皇权中心、民生市井”的双重面貌，让北京的城市记忆既有大国古都的恢宏气度，又有寻常巷陌的温热烟火。

若将视野扩展至西安、南京等一众古都，我们会发现这些古都的命名规律与北京有着跨地域的共性：既以地名确定都城空间格局，将宫城、官署的营城规制转化为空间印记，如通过西安的丰京、镐京、长安等地名便能串联起西周至汉唐的都城发展脉络；也以集市、行当、作坊为名记录市井商贸业态，留存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分工；更依托都城文化中心的定位，衍生出大量关联书院、祠庙、寺观的地名，记录着古代社会的文教礼制与精神传统，西安书院门、南京成贤街皆是这类文化印记的典型；还有诸如南京乌衣巷、西安下马陵等不少地名凝结着史事典故与民间传说，经长期沿用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载体。

“古都的文化价值，不只体现在城墙、宫殿等有形遗迹上，也体现在街名、巷名等日常称谓中，很多老地名连接着都城制度、历史人物、传统礼俗和地方生活，是当代人理解城市历史的一把钥匙。”陈玺说。

一个地名引出一段制度史、一种民俗传统或者一种城市精神。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些地名是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对于游客来说，也不失为认识这座城市非常直接又深刻的一种方式。而这，也正是保护历史地名的意义所在。

更迭之名：地名变迁中的时代注脚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百年间，地名政策几经调整与变迁，有的历史地名消失在旧城改造的尘埃里，有的历经波折依然留存至今。

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制终结，地名迎来系统性革新。据陈玺介绍，随着近代国家行政管理、交通通讯和空间秩序建设的需要，民国时期的地名治理更多嵌入行政区划、测绘制图、邮政交通等实践中。以北京为例，这一时期的地名整体呈现“去帝制、趋平民化”的取向：带有皇权、帝制、满蒙贵族色彩的名称被更改，王府、内官监、司礼监等名称陆续被替换；部分封建官署地名改为街道、马路、新村等新式名称；同时简化生僻古地名、纠正俗写错字，大量胡同与市井老名则被保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加速推进，地名规范化被提上日程。从全国层面看，地名调整与行政区划重组、城市建设、价值表达紧密结合，“人民”“建设”“解放”等带有时代特征的地名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名整顿也在紧密推进。1958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布通告，正式公布97条道路名称，东长安街、西长安街、日坛东路等名称确立；1964年起又开展为期一年多的街道名称整顿，约百分之四十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问题的街道被更名，北京站街、美术馆东街、红星胡同等一批新地名相继出现，成为城市新的记忆坐标。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旧城改造、小区建设加速，地名迎来大幅变动。1979年至1986年，我国开展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为统一地名信息、建立地名档案奠定了基础；1986年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命名、更名、使用等作出规定，强调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地名管理开始重视行政规则、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服务功能。而在北京，这一阶段是老地名消失最为集中的时期：一批老胡同、老街区被拆除，传统胡同地名批量消失。御史巷、司狱司胡同、刑房胡同等一批直接对应传统法律机构的地名，随着街巷拆除彻底消失，只留在地方志与一些老年人的记忆里。

2014年至2018年，国务院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进一步完善地名数据库与标志体系，重点服务于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近年来，社会对历史文化与古都风貌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地名管理逐渐从重实用转向实用与文化保护并重。2021年国务院修订通过《地名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将地名文化保护及相关的管理活动纳入调整范围，明确规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2024年民政部公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补充了具体规则。

从民国时期重在构建现代国家空间秩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在重塑社会认同和政治象征，再到改革开放后规范管理、服务发展和便利社会生活，直至如今转向历史文脉与文化的传承。陈玺告诉记者，地名政策的变迁不仅是新老名字的更替，更是国家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变化的缩影。

传承之名：历史地名的生命力所在

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认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地名，拥有了文化遗产的清晰身份定位。

与其他非遗类型相比，地名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在陈玺看来，地名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之中。“传统音乐、戏曲、手工技艺等，往往都有相对明确的传承主体、展示场景和保护方式。但地名不同，地名既在地图上，也在人们的记忆里，既属于治理体系，也属于文化传统。”

这种双重属性给保护工作带来挑战。陈玺进一步指出，地名保护必须处理好历史传承与现实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且不能只停留在保留名称上。“很多老地名虽然还在使用，但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含义和地方记忆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这样的保护是不完整的，真正有效的保护，应当既保存名称，也阐释名称。而如何在行政效率、城市更新、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是地名保护比一般非遗保护更复杂的地方。”

《条例》的修订实施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地名管理……应当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应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条例》中这些条款的出现让包括陈玺和张剑虹在内的不少学者感到振奋。

“《条例》对地名文化的保护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安排，具有突破性意义。”张剑虹认为，《条例》将地名文化保护从既往的零散规定上升为独立章节，第四章“地名文化保护”专门对保护工作作出系统规范。这一结构安排即是立法理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管理为中心转向管理、保护并重，标志着地名文化遗产保护首次在国家行政法规层面获得制度化保障。同时，《条例》明确要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进行普查”，并“制定保护名录”“做好地名档案管理工作”。这也意味着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原则层面，而是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实践操作。“通过制定保护名录，可以将需要重点保护的历史地名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也可以为地名的溯源、论证、认定和保护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

制度框架之下，各地纷纷开始梳理和挖掘承载各地文脉、见证岁月变迁的老地名，地名保护名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玺以西安的地名保护实践为例，向记者讲述了当地的地名名录建设。“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就呈现多类型、多层级特征，涵盖了古县、古镇、古村、道路街巷、红色地名、自然地理实体等多个类型。截至目前，西安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经达到217个。”

陕西西安大雁塔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不仅包括仍在使用的古镇、古村、道路街巷，也包括一些在城市发展中已经消失，但仍在日常交往中被提及的传统村镇名称。陈玺认为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很多老地名的消失不一定表现为正式的更名，也可能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逐渐淡出公共使用，将这类地名纳入保护体系，是对发展变迁中的城市记忆作更加全面的诠释和书写”。

但名录只是保护的起点，而非终点。“地名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必须在使用中传承，在生活中延续，让地名活起来，关键在于让它重新进入城市生活和公众记忆，被使用、讲述和理解。”陈玺强调，“一个老地名如果不再被人们称呼，不出现在公共标识和日常交流中，即使被记录在档案中，也很难保持完整的文化生命力”。

让老地名“活”起来，需要从解读、传播、场景融合、教育渗透等多维度发力。张剑虹建议系统梳理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整理通俗易懂的解读内容，并依托线下空间，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或融合文旅发展，推出主题研学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在步行间就能了解文化。“同时也要借力新媒体传播和数字技术。对所有老地名、消失地名进行文字、图片、影像、史料建档，搭建历史地名数字博物馆，实现线上永续保护。”陈玺同样认为，传统地名需要更好地进入数字空间，通过建设地名文化数据库、历史地名数字地图、城市记忆平台等方式，将传统记忆转化为当代表达，避免老地名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被边缘化。

地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它承载着制度的变迁，记录着治理的智慧，也留存着人文的温度。若干年后，当人们念起安定、德胜这些名字，仍能听见砖石与车马的回响，看见街巷间往来不息的众生。这些地名静默地镶嵌在城市空间里，珍藏着整座城的来路，也陪着人们走过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做好保护与传承，正是在守护城市的文化根脉，让这些承载历史与记忆的名称，在新时代的城市空间里继续生长，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