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政之德的核心要素。周秦汉唐以来，历代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论述廉洁、廉政，形成了丰厚的廉洁与廉政思想文化体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考证评鉴历代政治兴衰得失的基础上，创造性传承并发展了儒家德礼文化之义理，对廉洁命题作出了独特阐释。

　　基于儒家对天道、人事关系的宏阔思考，王夫之认为“天”具有客观实在性，其运行的规律，即“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不仅是“亲亲尊尊”的等级秩序之道，更是好生养民、万物和谐之道，是以人的生命与族群生存为至上原则的道。从这一天人关系的逻辑出发，王夫之提出“公天下”的主张，他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意即，一家一姓之统治并非天经地义，天下百姓之安宁福祉才符合天道。因此，为了百姓的根本利益，可以易姓而治。这一观点既与儒家“民本”思想具有一致性，又有很大的超越。

　　由此观之，士大夫、群臣的廉洁勤政，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素养，更关系国家福祚、百姓福祉的宏高理想，是要予以维护的天理正义之道。王夫之以不同时代的昏君为例，指出臣子不可愚忠，更肩负维护道义的职责，应积极作为。他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假令桀为倾宫，将为之饰土木；纣为炮烙，将为之爇炉炭乎？故有顺而导之者，有徐而导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对于违背天道的行为，必须加以匡正，廉洁不仅要求品行清正，更是对天理正义之“道”的积极追求。

　　目睹了明朝末期的腐化衰亡后，王夫之围绕君臣关系对从政廉洁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经典儒家文化中的君臣关系以“忠”为核心，所谓“臣忠、子孝”，本质上是臣子单向的责任与义务，而缺乏君臣之间的互荣共存、相互督促。基于家国同构的原理，传统儒家强调以事父的态度对待君主，即“移孝为忠”，形成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臣子没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因此不存在道德的主体性。

　　基于新的天道原理之廉耻的思考，王夫之消解并超越了这一传统君臣关系的理论。他认为，在天道、责任的作用下，臣子对君主的“忠”，带有民族、国家的“公”属性，“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国家之事，进以当宾友为礼，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者耻也，所惜者名也”，故具有德性的臣子，注重内心尊崇的道，与君主有一种平等的关系，甚至对君主形成道德约束。

　　那么，廉洁应如何实现？王夫之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谏议制度中。他认为“君有大过则谏”，臣子必须通过谏言约束君主，甚至不惜犯颜直谏。谏官的核心职责就是谏君，对君主“征声逐色，奖谀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的无德错行，应“一有其几而必犯颜以诤”。在君主、宰相与谏官的关系中，如果宰相无法有效行使职权，谏官可不受制于宰相，直接对君主违背道德的言行进行谏诤纠偏。正是因为认识到了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王夫之在制度设计中强调权力制衡，反对简单依靠君臣个人的道德自律。在他看来，臣子若真能秉持天道、维护公义，有效地制约失控的权力，才是廉政的最高追求。

　　除了制度层面的权力制衡，王夫之还尤为注重源自内心道德信仰的作用。他认为“心即理”，从政廉洁，只是官员外部的行为表现，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纯正。在他看来，“身之所托，心之所依，不与谋倾覆宗国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测之机以窥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即心与身必须统一，筹谋国事，需要出以公心，去除私念。

　　王夫之认为，廉洁是德性的必然追求。他将“德”放在重要的地位，“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诚者德之本，欺者诚之反也”。也就是说，为政必须要有德，必须要坚守廉洁的品格，做到“鲠直清严，不屑为招权纳贿”，这是为官的底线。而在各种德性中，诚心正义是根本，只有始终以赤诚之心施政，才能实现大道的要求，进而将从政廉洁推到一个新的维度。

　　王夫之还将“廉洁”与“耻”联系在一起，认为缺乏羞耻心，就难以真正做到“廉”。他提出，“斯心也，亦耻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怙无耻以为耻，且贪权藉以自荣焉，于是而迷复之凶终不可反矣”。即源自内心的羞耻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贪渎不义之作为，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便会迷途难返。无止境地贪权、过度地奢侈浪费，本身就是“儒者之耻”，应该自我反省。而相较律法的约束，内心的耻感具有优先地位，为官应当首先以“耻”之尺度自我衡量，防止腐败纵权行为，这比在事后处以律法惩戒更为根本。

　　作为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将对廉洁的思考，寓于其对天道、君臣、德法的思想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的运行与个人言行，必须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构成廉洁的原理基础。基于天之“公”的属性，臣子应秉公无私，不仅要洁身自好，还需要积极发挥参政、监督等职能，使得国家运行符合公义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安宁。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