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初三日，浙江黄岩县南乡三十三都蔡洋庄，一个名叫周克礼的35岁农民，向县衙递了一纸诉状。他告的是同庄的管翰敖，时年59岁。据周克礼称，自己向管翰敖购买田地并支付了钱款，但对方不仅拖延过户，还勾结乡董职员，要求再补交十余洋元才肯“过粮起佃”。四月初八日，管翰敖递交答辩状时，委派堂弟管汝香作为“抱告人”，代替自己进行诉讼。何以如此？原来管翰敖身为“局职员”，属于“有职者”，按照《大清律例》与地方《状式条例》的规定，不得亲自参与诉讼。这桩寻常的田土纠纷背后，体现了清代一项独特的诉讼制度——抱告。

“抱告”：代人诉讼的古老制度

抱告，又称“抱状”或“抱呈”，即怀抱状纸或呈状之意。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些特定身份的当事人不能亲自参与诉讼，需要他人代为诉讼，抱告制度便由此产生。“抱告”一词，正式出现于明代，清代成为频繁使用的法律术语，但这一制度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东汉郑玄注引《周礼疏》时解释道：“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治狱之吏皆有严威，恐狱吏亵尊，故不使命夫命妇亲坐。若取辞之时，不得不坐，当使其属或子弟代坐也。”可见，早在先秦，身份尊贵者便不亲自出庭受审，而由他人代坐。

唐代严格限制老幼、笃疾群体的诉讼资格，规定除涉及维护国家统治及家庭伦理的特定案件外，禁止其参与其他诉讼。《唐律疏议·斗讼律》中规定：“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两宋时期，这一限制进一步扩大至妇女群体。宋初出现大量老年人参与婚姻田土纠纷诉讼的情况，以至于朝廷不得不立法予以限制。《宋会要辑稿·刑法三》记载：“宋州观察判官何保枢上言：民争讼婚田，多令七十以上家长陈状，意谓避在禁系，无妨农务，又恃老年不任杖责，以此紊烦公法。欲望自今应年七十以上不得论讼，须令以次家人陈状。”元代将“闲居官员”也纳入限制范围。《元史·刑法志四》记载：“诸老废笃疾，事须争诉，止令同居亲属深知本末者代之。”《元典章·刑部》专设“代诉”子目，条款包括“老疾合令代诉”“禁治富户令干人代诉”“闲居官与百姓争讼子侄代诉”“不许妇人诉”等。

清代的抱告制度

明代《问刑条例》中有“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赍奏诉”之规定。清袭明律，抱告制度更加细化。《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律载：“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又附条例载：“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指出：“代告即今之抱告也。按此例，不同居之亲属，亦不得为抱告，不准告则恐有冤抑，准告又不无诬陷，故罪坐代告之人。”

可见，清律设置抱告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示矜全”，二是“防诬陷”。所谓“示矜全”，是指在时人的观念中，官吏、生员、妇女等人出入公堂是有损体面之事，通过派遣抱告之人代替参与诉讼，可以不必抛头露面，亲履公堂，从而维护了体面；“防诬陷”则是指防止老幼、妇女或残疾者等特殊主体利用其司法上的特权（如收赎、减免刑罚等）进行诬告，而又不用承担诬告的责任。

现存清代各地的状式条例中，也有大量关于抱告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状式条例在表达细节上存在差异：淡新档案和徽州档案将律文中的生员用“绅衿”来表达，黄岩档案则用“生监”；淡新档案用“残疾”代替“笃疾”，黄岩档案用“废疾”。这些细微差异表明，在清朝法律的统一性之下，地方诉讼规则与国家法律的立法精神保持基本一致，仅在细节上作补充与调整。回到该案——管翰敖身为“局职员”，属于“有职者”，按照清代法律，他不得亲自参与诉讼，必须派遣抱告。于是他委派堂弟管汝香作为抱告人，代替自己进行诉讼。管汝香时年30岁，正值壮年，符合抱告人“同居亲属”的资格要求。

周克礼诉管翰敖案的进程颇为坎坷，官府先后批了七次，加上周克礼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初呈”，总计达八次。作为该案关键证据的契约没有“花押”，无法判断事实真伪。县衙审理后并未简单驳回，而是要求“着即邀同契中，妥理清楚，毋遽肇讼”，让各方将卖契“从实呈覆核查”。也就是说，官府要求将地契等有关证据核实后，再行呈控。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清代州县官在处理田土钱债等“细事”时的审慎态度。一方面，官府并不因抱告制度的程序要求而草率结案；另一方面，面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宁可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也不轻易作出判决。这正是传统司法“惟刑之恤”精神的体现。

抱告与诉讼代理的差异

抱告制度与源自西方的现代诉讼代理制度，在形式上颇为相似——都由他人代为参加诉讼活动。也正因如此，在清末学习接受西方法律时，有人将西方的诉讼代理比附为抱告。如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时，就将诉讼代理人译为抱告，称“凡黎布利亚人死，子幼非至十五不得讼，人被讼必俟及格乃可对簿，或遣抱告辩护”。

但抱告与现代诉讼代理实为不同历史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一是设置目的不同，现代诉讼代理制度的设立，是为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专业上的帮助或服务，聘请诉讼代理人是一种法定权利；清代抱告制度，是对老幼、残疾、妇女、生员和官员等特殊主体进行诉讼的保护与限制，是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二是主体资格不同，现代诉讼代理制度允许所有案件当事人聘请诉讼代理人；清代抱告制度的适用主体，限于老幼、残疾、妇女、生员和官员，而且抱告之人也被限定为当事人的同居亲属和仆役。三是法律后果不同，现代诉讼代理制度中，诉讼代理人只是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清代抱告制度中除了帮助诉讼，抱告人还要代受诉讼带来的法律责任。

抱告制度体现的是传统法律文化中身份等差与礼法秩序的深刻烙印，是一种以制度安排调和礼制与律法、权利与义务之间张力的司法智慧。一方面，在传统社会观念中，官员、生员是传统道德教化的载体，妇女贞节是道德关注的核心——这些人出入公堂、与普通百姓对簿，会被视为对礼法秩序的冲击。通过抱告制度将这些人从公堂之上抽离出来，既维持了礼制所要求的体面秩序，也保障了他们的诉讼权利，有效调和了礼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官吏、生员等群体在刑事司法上享有各类特权，限定由其家人作为抱告人代替进行诉讼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可以防止其利用特权进行诬告滥诉。因此，从抱告制度的兴衰中，我们既能读到一部古代诉讼资格限制史，也能看到法律知识从精英走向大众、从身份走向平等进程的缩影。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