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戏曲《春草闯堂》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朝，丞相李仲钦的女儿李半月带着丫鬟春草、秋花到临潼县的骊山赶庙会，返回西安途中，遇到了吏部尚书的独生子吴独。吴独是一个浪荡子，见李半月貌美，就带着几个家丁出言不逊，横冲直撞欲强抢。丫鬟春草厉声喝止：“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般无礼。这是相府家的小姐，难道你们不怕王法！”

此处引出全剧第一个关键词——“王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一直与皇权，也就是“王”有着紧密的关联。孔子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管子有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汉书·杜周传》亦记载廷尉杜周之语，“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传统法律的律、令、格、例等形式，均由君王钦定而成，也由君王删改，本质上是皇权意志的体现。

然而，王法虽严，背后仍有权力的逻辑——有权者即有王法，甚至能左右王法，而普通百姓只能受王法约束。因此面对春草的斥责，吴独敢蛮横放话：“王法有啥了不起，咱们的来头大，不怕它！”随即继续对李半月百般纠缠。恰在此时，义士薛玫庭路过，见此情形厉声喝止：“大胆狂徒，不许你胡作非为！”见吴独仍恣意妄为，薛玫庭手起拳落，将吴独及其家丁一众人打得落荒而逃。事情本来告一段落，但吴独恶性不改，再次调戏路遇的另一名少女张玉莲，争执间将母女二人打死。义愤填膺的薛玫庭目睹此状一顿拳脚，结果了吴独的性命。

在西安府衙的公堂上，围绕薛玫庭的罪责，双方都拿“王法”说事。吴独之母杨诰命一面勒令知府胡进对薛玫庭动用大刑，从速惩治，一面无视自己私闯公堂的行径，反倒斥责春草身为相府丫鬟，“就该懂得王法，你私闯公堂，该当何罪？”春草则寸步不让，理直气壮地反问：“你的儿子无故打死两人，你非但不认罪，反来左右官府、滥用刑罚，你心中还有王法吗？”吴独作恶多端、身背命案，薛玫庭出手除暴，在观众眼中自是大快人心。但在古代“王法”的法律语境下，薛玫庭真的能免罪吗？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是深入人心的朴素法理，历代律法均对杀人者处以重刑。仅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杀人者可以免除或者减轻罪责。例如《唐律疏议》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此外，基于亲亲伦理，子孙在父祖遭受侮辱、侵害时可出手反击，但严格限定需“登时救护”“即时还殴”，稍有延迟便按斗殴论处，甚至还可能从“斗杀”升格为处罚更重的“故杀”，故杀者斩，斗杀者绞。概括而言，传统法律制度中因杀人免责的事由有二，或是因自身或亲近家庭成员遇到人身威胁，“登时”反击而杀，或是犯罪人因拒捕导致杀伤。而薛玫庭杀吴独，尽管事出有因，但并非吴独作恶过程中“登时”而杀，也非因拒捕而杀，难以被免除刑事责任。

如果说“王法”代表着国家的成文法，那么中国传统法文化中还有另一个概念——天理。薛玫庭痛下杀手时，喊出的正是“竟敢连害二命，天理难容”。

从汉代董仲舒到宋明程朱理学，都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公道，它是法的依据，这便是天理。朱熹曾言，“法者，天下之理。”皇帝虽然口含天宪，但也不能违背天理。同样，法律的实施、刑罚的施行，也不应背离天理。剧中，春草巧施计策，宣称薛玫庭是相府女婿，又设计修改丞相李仲钦寄给知府的密信，最终薛玫庭被送至京城，经徐太师、刑部官员共同判定：打死恶徒非但无罪，反倒有功。这一戏剧化处置背后，暗藏民间“天理高于国法”的逻辑，诛杀穷凶极恶之人契合天理公义，自然不必受成文律法惩处。

《春草闯堂》承载着民间的朴素正义观，也符合正义得到伸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民间文学叙事取向。但站在古代士大夫、正统司法治理视角，这种脱离官方审判的私力惩凶，并不完全符合制度层面的礼法秩序。

汉代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例：汉章帝建初年间，有人当众侮辱他人父亲，其子怒而将侮辱者杀死。信奉儒家伦理的汉章帝体恤杀人者的孝心，赦其死刑予以宽宥，后以此作为判例，逐步形成“轻侮法”。名臣张敏对此提出反对，他认为，古人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禁止民众的非法行为，人命重于天，杀人者死，是历代通制。若将复仇之子赦免，将会导致更多的“轻侮”相杀，地方司法官吏也可能借此轻重其刑，国家的法律秩序将无以维系。虽然君王可以修改律法，但也不能违背天道之常，即所谓“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

由此可以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对天理正义的理解存在差异。从民间的角度，自然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因此催生出许多除暴安良的戏剧文学故事。但在国家治理层面，要维护整体社会秩序与伦理正义，自然不能允许没有边界的私力救济与报复，要求所有刑案必须纳入官方司法程序，通过法定审判等方式实现惩恶扬善。当然，《春草闯堂》并非仅有文学娱乐价值，它也给后世留下深刻启示：唯有构建公平公正、值得民众信赖的司法体系，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公道，才能减少民众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稳固国家法治根基。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