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档案

　　张晋藩，1930年出生，辽宁沈阳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科带头人，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誉专家咨询委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特约法学评议组成员，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正式成员；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2024年9月，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张晋藩

　　春日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室里，一位老人端坐在讲台前，举着12倍放大镜辨认讲义上的字句，为博士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他的声音洪亮清晰，从“礼法合一”讲到“援法断罪”，台下学生屏息凝神，仿佛随他穿行于四千年的法意长河之中。

　　这位今年96岁仍站在讲台上的老人，就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2024年9月13日，他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这项荣誉，我真是诚惶诚恐，无以为报，只有奋斗。”彼时94岁的他曾向记者笑称，自己是永不退休的教授。两年过去，他依然用行动兑现着这句诺言。记者先后四次采访张晋藩，每次都感受到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与魄力。

　　70多年来，张晋藩把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法制史学，贡献给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他用学术研究架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新中国法制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他是第一批将法治课讲进中南海的法学家，更是让中国法制史学走向世界的人。

　　而他却说，自己做的是“但开风气”的工作，自谦“不为先”。“不自满、不偷懒”是他做学问的座右铭。“我多次鼓励自己的学生要赶超老师，这样法制史学才能发展，但我也郑重告诫他们，赶超老师并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努力前进！”张晋藩说。

举着12倍放大镜研究法制史

　　张晋藩家中，一间几平方米的小书房是他畅游学术的天地，一摞摞“花脸”书稿摆满书桌。尽管2002年患上黄斑病变后视力极差，他仍笔耕不辍，左手举着一面12倍的放大镜，上半身几乎贴到纸面上，右手握笔，逐字逐句地修改着书稿。他看得极慢，却极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缩进了那一方镜片之下。有时他会停下来，侧耳听学生口述资料，再低头继续落笔。

　　“前几年用的是6.5倍放大镜，现在用上12倍了，看字越来越困难。”张晋藩说，他作息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早饭后到书房做案头工作。虽不如年轻时精力旺盛，他仍保持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两小时左右的工作节奏。有时工作时间一长血压就高，但稳定下来后又会继续。

　　2025年3月，张晋藩先生在公开课前用放大镜备课。

　　最让张晋藩引以为豪的，是2025年出版的《张晋藩全集》。“整个全集分为三辑，共55册，逾2000万字，主要收录了我的著作、教材和论文。”

　　记者将第一辑22册在书桌上一字排开，足有半米多长，甚是可观。难以想象，这浩繁作品的最终版本，是张晋藩依靠学生帮着念书稿，用一支笔、一面放大镜修订完成的。

　　“《张晋藩全集》覆盖了先生在法制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涉及通史性研究、专题性研究、教材讲稿、主编作品、论文精选、演讲访谈及诗文札记等。这既是对先生理论创新与学术创作的整理记录，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法制史学学术发展之路的概括总结。”张晋藩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告诉记者，通过这套全集，能看到老一代学者的艰辛、执着、坚定与自信，也能看到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曲折、成就及辉煌未来。

　　“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是张晋藩一生的学术追求。他解释道：“‘为往圣继绝学’是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的话，意为继承圣人中断了的儒学学统，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这也成为我研究法制史的宗旨。‘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话。法制史研究的是过去，但任务在于通古今之变，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需求的借鉴。”

　　《张晋藩全集》，收录了张晋藩的著作、教材和论文，共55册。

　　直到现在，张晋藩仍关注社会上的法治新闻，关注国家依法治国的效果与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法制文明最发达的古国之一，从夏朝算起，已有4000多年法制文明的历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极为少见。”张晋藩表示，无论是古代还是转型期的近代，中国法律的历史都为现实保留了极具价值的法文化资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法律历史经验，正应了古人那句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一直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张晋藩看来，中华民族4000多年的法制文明史，是加强和完善现今法治建设取之不尽的资源，应该珍视它、善加利用；要把古代的精华和今天的现实对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建设新中华法系的责任与担当。

从小把“读书最乐”扎根心里

　　张晋藩与法制史的故事，要从1930年说起。“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出生在辽宁沈阳。事变后，父亲为他取名“张晋藩”，愿孩子学习晋文公保卫国家、捍卫国土。

　　在张晋藩幼年记忆里，父亲酷爱读书，尤喜历史。除读书外，父亲精于数学、珠算和书法，大小楷都很出色。家里一个大书柜中装满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曾文正公全集》《饮冰室文集》等书籍。

　　“小时候，父亲常在睡前给我讲《三国演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些故事让我悠然神往、乐不思寐，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还常选些古文教我背诵，背完之后，让我躺在他身边闭目休息，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最难忘的是他教我读赵孟頫的《读书乐》，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张晋藩回忆说，尽管当时不解文章深意，“读书最乐”却已在他幼小心灵中扎下了根。

　　“每读一本好书，都可能对一生产生影响。”张晋藩回忆，初一那年他读了一本白光翻译的《居里夫人传》。书中描写居里夫人为发现镭而忘我工作的种种细节，深深打动了少年时期的他。居里夫人后来也成为张晋藩忘我工作的榜样之一。

　　“我一直主张，学习期间要读一本好书，它的作用会像润物无声的春雨，让你受益无穷。”张晋藩说。

　　随着时间推移，爱读书的张晋藩逐渐崭露头角，先后进入原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学典礼后，同学们非常兴奋，张晋藩此时已得知组织上要调他攻读本校研究生，心里很是高兴，觉得可以从事教学研究了。

　　“因为对司法应用学不感兴趣，我那时的志愿是学法理，其次是法制史，当时叫‘国家与法权通史’，即今天的外国法制史。”张晋藩回忆，最终他被分配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虽非第一志愿，但也很满意。由此，他正式踏上了法制史学的研究之路。

学术研究是“黄连树下拉洋琴”

　　在别人眼里有些“冷门”的国家与法权通史，张晋藩却甘之如饴。

　　从1952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到1983年调往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晋藩始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来要求自己，也以此勉励学生勤勉治学。

　　“古人说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感悟。”张晋藩说，学术研究确实很苦，但当你完成一个课题、颇有收获时，心情又是非常愉悦的，有一点成就感。所以有人把学术研究比作“黄连树下拉洋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不仅如此，从事科学研究可以治疗思想上的浮夸与盲目的自满。因为一研究就会发现学术的深邃、领域的宽广，想取得一点点真知，都需要下大功夫，耗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实践，只会让人觉得自身知识的短浅。”

　　张晋藩感叹，多少年来，他已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总是尽可能利用时间读书、研究和写作。虽小有所成，却从不敢满足、稍懈，在学术研究上依然兢兢业业，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向自己提出新要求，总以“自讨苦吃”来自律、自勉。

　　在无涯学海中，张晋藩的妻子也是他苦舟上的伴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张晋藩结识了妻子林中。二人于1955年7月结为连理，至2018年4月林中逝世，他们以学术为媒，共谱了一段超越一甲子的伉俪情深。

　　张晋藩和林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共同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改革开放后，他们还不断赴国内外各地讲学。

　　林中中年后听力下降，张晋藩便成了她的耳朵；张晋藩双眼视力变差后，林中又成了他的眼睛。夫妻二人不仅在学术成果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上也同样互补互助。相知者都说，张林二人实为绝配。

“争气书”是如何诞生的

　　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历时19年完成出版，总计500余万字。

　　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史学界不了解外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外国也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制史学者才逐渐与国外展开学术交流，但仍处于相对弱势，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难见身影。这让张晋藩很受触动。

　　为改变这种局面，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法史学界的力量，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他提出十个专题作为编写基础，同时提出制度史也要见人物、见思想、见历史事件，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1980年元旦过后，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召开，有20多人出席。

　　“实际上，这20多人基本就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数了。”张晋藩告诉记者，经过三天讨论，大家明确了诸多细节，但也无奈地认识到，无论人力、财力、研究基础还是资料状况，当时都不具备立即开展这一浩大工程的条件，编写工作只能推迟，等待时机成熟。

　　第二次编写会议在1985年春召开，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并获得资助，研究力量也逐渐充实。这次会议确定了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明确了计划要求与出版事宜。

　　由于工程艰巨、难度极大，“七五”规划期内仅出版了两卷，经有关机关审定，再次纳入“八五”规划。其间又面临出版社改制、自负盈亏，学术著作出版难等问题，直到20世纪末才全部问世。

　　从提出编写建议到最终出版，1980年至1999年1月，历时19年，《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终于出版，总计500余万字。

　　为庆祝全书出版，《中国法制通史》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中外学者盛赞此书为“世纪之作”。作为总主编的张晋藩感慨良多，深知其间甘苦：编写力量的组织、经费的筹措与分配、出版的奔走与争取，无不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不咬牙坚持，这部书就成了泡影。

　　记者问张晋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是历史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为此书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

　　“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肩上共同的责任，没有这个历史使命感，很难坚持下去。我当时就讲，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干法制史的，如果让我们的孩子去外国读中国法制史，那我们就是罪人，有负国家重托。”张晋藩感叹道。

　　他回忆说：“编写期间，有两卷的主编过世了，另有两卷的主编认为此书出版无望退出了。该书最终能问世，就在于编写人员矢志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体现了奋发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总说这套书是‘争气书’。有了这套书，到哪里访问交流，也有东西拿得出手了。”张晋藩说。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赠送的礼物就是这套《中国法制通史》。该书从此播誉海外，被西方同行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张晋藩无论治学还是做事，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韧性。继《中国法制通史》之后，由他主编的《中华大典·法律典》历时23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历时16年出版。张晋藩的坚持，对这几部巨著的面世意义重大。

把法律课讲进中南海

　　1986年8月28日，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堂特殊的法律课正在进行。听课的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

　　主讲人正是张晋藩。“这堂课的背景是1986年开始的第一次普法运动。”张晋藩回忆，当时司法部向党中央提议，请著名法学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以推动普法运动。中央领导批准了报告，司法部便邀请他讲授中国法制史专题。

　　“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是张晋藩为这堂课选定的题目。“中国法律制度如何演变”“从历史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未来法制之路怎么走”——在解答这一系列宏大命题之前，张晋藩先为中央领导人讲了一个故事：

　　唐朝初年，唐太宗曾下令，凡发现有官员伪造履历，一律处死。命令下达不久，一名伪造履历的官员被查办。负责审判的司法官戴胄依据律法条文，仅对那名官员处以流放之刑。唐太宗得知后愤怒不已，与戴胄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人认为既然有法律条文，就应照章办事；也有人认为按领导指示办能最快解决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当最高领导的指示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该以谁为准？围绕这个话题，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张晋藩说，戴胄当时讲了一句话：陛下所发的命令，不过是“一时喜怒之所发尔”，“我判的流刑是国家颁布的法律，不要因为你一时的喜怒而改变国家成法”。有领导问张晋藩，戴胄最后结局如何？张晋藩回答，戴胄后来还升了官。

　　这次讲课除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外，扩大到各部委领导，共150余人。由这个故事阐发开去，“依法治国”理念逐渐得到了认同。

　　回忆起给中央领导人讲课的情形，张晋藩笑着说：“当时讲课没感觉太紧张，我穿了一件蓝色短袖衬衫，整体还是比较自然的。课后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张晋藩老师讲得挺好，以后讲课还可以再放开一点。”

　　此后，张晋藩延续“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这一主题，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制课。

　　“我一向认为，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这在我的论著中是始终如一的。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时，都体现了这个意图。”张晋藩说。

师生情谊满天涯

　　除了将法律知识带进中南海，张晋藩还是一位杰出的法学教育家。他主张建立兼容并包、博取众长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广泛聘请学术大家授课。他以育天下英才为己任，薪火相传，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爱戴。如今活跃在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讲台上的教师，有些就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的毕业生。

　　1981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首届社会科学各学科评议组会议，决定招收博士生。1983年，张晋藩被评为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他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其中朱勇的博士证书是001号，受到广泛关注。

　　张晋藩还招收过外国留学生，包括三名韩国留学生和一名日本留学生。韩国留学生中，金英俊入学时已年逾七旬，他传承了尊师重道的儒学传统，刻苦学习，撰写的博士论文非常出色，拿到博士学位时已经75岁。张晋藩曾建议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这位博士留学生给予特别表扬。

　　张晋藩的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中秋还记得，师门里有个名叫“金某某”的韩国师弟，汉语说不利索。当时已65岁的张晋藩白天开会，晚上熬夜为学生改论文，有时甚至得逐字逐句修改更正，“不然这孩子怎么毕业啊”。

　　“这些博士生中，许多人在专业上很有成就，成为学术带头人。一批年轻的法制史学者也已崭露头角。有些人从政成为司局级干部，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张晋藩为此感到欣慰。培养博士研究生是极费心血的工作，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思考，力求尽一份力。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大快事。”张晋藩说，“每当新生入学，我都满心欢喜。当他们学成告别时，心里又不免戚戚然。”为展示博士生的论文价值，他还组织编写了指导的博士论文选编，取名《青蓝集》，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

　　如今，张晋藩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带博士生。作为为数不多90岁以上仍在坚持带学生的博导，他从1984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至今，40余年来从未间断。

　　“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这正是张晋藩与学生情谊最好的注解。

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阅读需借助12倍放大镜的老人，今年96岁仍出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腰杆挺得笔直。

　　今年3月，张晋藩先生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等专业2025级博士生、新聘任研究生导师讲授课程。新华社发

　　“要说长寿秘诀，我觉得是心无旁骛，少想杂事，对功名利禄看得比较淡泊，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学问。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只要拿起书来看，钻进去了，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张晋藩说，读书是乐事，读明理的书，可以让他更了解历史，更加豁然开朗。虽然现在看书把眼睛累坏了，但还是会想，怎么不趁着眼睛能看书的时候再多看一点呢？

　　“我心境比较平和，不喜欢与人计较争执，而且生活有规律，从年轻时候就不抽烟、不喝酒，很注意体育锻炼。到现在90多岁，从没腰腿疼过，腰杆还挺直的。”张晋藩很坦然。

　　“为祖国培养法治建设人才，我极愿为此摩顶放踵，终生无悔。”张晋藩强调，如何使培养的人才留在国内建设国家，让他们形成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是当下尤为重要的。当然不是要故步自封，还需要把年轻优秀的学生派到国外去学习，但一定要从思想深处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否则任何形式上的约束都是无效的。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看来，对众多弟子而言，老师的勤勉是最好的身教。陈景良回忆，2009年先生因眼底做手术，到医院探视的人发现，先生虽只能侧身躺在病床上，目不能视，却仍斜倚着枕头倾听学生朗读，校阅《清史·法律志》书稿。这样的情景，足以使观者动容。

　　1999年6月，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了第一批包括张晋藩在内的26名学者为专家咨询委员。“第一次专家咨询委员开会时，许崇德、陈光中、高铭暄、王利明、王家福等很多学者都参加了，不限于刑事法领域，民法、法理学、法制史等非刑事领域的学者也受到重视，大家发言踊跃。”张晋藩回忆说。

　　时任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曾评价：“‘读书以荷世，明理以悦心’，这是张晋藩教授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学术精神和人生睿智的最好诠释。特别是张晋藩教授作为最高检聘请的专家咨询委员（2020年改聘为荣誉专家咨询委员），长期以来对检察工作十分关心，积极建言献策，给予大力支持，让人受益匪浅。”

　　谈及对未来法学、法制史发展的期待，张晋藩说：“法学现在已有很好的基础。但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我们还要花很大功夫，这个转变不是瞬间能完成的。在法制史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古代优秀的法文化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文化有机结合，如何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这都是我们要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作为伏枥的老骥，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依然在努力工作。有同志善意地说，我在法制史研究上已登堂入室了，这个评价让我诚惶诚恐。我只是看到了中国法制史科学殿堂的门楣，正在载欣载奔，何敢称登堂入室。”张晋藩说。

　　这个自我评价，许多朋友和学生都熟知，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内心深处的自白。

　　“中国法制史学的领域太宽广，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太多。一生能明了一两个问题，已是难能可贵。我的工作只是开风气，不敢也不可能都为天下先，我只是踏出了一条路径，期待后学把它开辟成通向法制史科学殿堂的一条大道。”张晋藩笑称，在学术路上，他永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