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沙漠，静默时沙丘连绵起伏，宛如凝固的金色波涛，一望无际；狂风骤起时，则黄沙漫天，仿佛要吞噬一切，令人心生敬畏。沙漠是一种独特的地理景观，也深刻影响着人类活动。我国沙漠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始终是重要的生态议题。古人如何认识和面对沙漠？中国是诗的国度，历代留存大量吟咏大漠的诗文，我们可借诗篇窥见古人对沙漠、风沙的观察与思考。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刘彻《西极天马歌》

　　这首诗是汉武帝刘彻庆祝得到汗血马时所作。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第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国。张骞东归时，乌孙王遣使随行，献上乌孙骏马数十匹。汉武帝见此马壮健神骏，命名为“天马”。后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获汗血宝马，汉武帝见大宛马更加壮健，遂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将大宛汗血马命名为“天马”，并作《西极天马歌》。

　　自汉武帝时起，汉朝国力强盛，一方面与匈奴正面作战，另一方面遣使联络西域诸国以夹击之。公元前138年，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首次出使西域，却在途中被匈奴扣留十余年。直至公元前126年，张骞才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

　　公元前119年，为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武帝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三百多人的庞大出访队伍，携带漆器、丝绸等物资，首先到达乌孙，试图游说乌孙东归，未能如愿。张骞随即分派副使出访大宛、康居、大夏等国，取得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外交成就。使团返程之时，各国纷纷派遣使者跟随入朝。于是，一条穿行于沙漠戈壁之间、以绿洲为驿站的交通大道基本贯通，后世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

　　丝路既通，使者、商人、僧侣往来不绝于途。汉王朝以军事力量保障其畅通：西北屯田，设立亭障，自敦煌而西，直达盐泽（今罗布泊）一带。唐代疆域更广，设安西、北庭等都护府镇守西域，沿途烽戍驿站相望于道，丝路贸易臻于极盛。然而天宝十年（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因葛逻禄部叛，唐军败绩。此役虽未使唐遽弃西域，然数年后安史之乱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内调平叛，吐蕃乘虚占据河西。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其后中亚渐入伊斯兰势力范围，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

　　——李陵《别歌》（节选）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击匈奴，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主力，力战多日，终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而投降。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滞留匈奴十九年的苏武获准归汉，李陵设宴饯别，起舞作《别歌》。诗歌追忆当年跨越大漠、为国奋战的往事，也真实折射出汉代在沙漠地带作战的艰难困苦。

　　汉武帝在收复河套地区、控制乌兰布和沙漠以北的高阙塞之后，又派大军进击河西，打击匈奴。《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以骠骑将军身份领兵出征，长途转战，越过焉支山后行军千余里，重创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征河西，越过居延海，兵临祁连山，袭破匈奴王族浑邪王、休屠王两部，斩获颇多，俘虏数万。《汉书·西域传》载：“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后汉书·西羌传》载：“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汉武帝时开始在河西修筑城池和军事设施，筑令居（今甘肃兰州永登县）为据点，移民实边，修筑了自令居以西延伸至酒泉、玉门一带的亭燧屏障，将河西走廊纳入直接统治。《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军再伐大宛时，“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军修筑了居延塞，扼住了匈奴进出河西的咽喉，匈奴失去河西水草丰美之地，对汉朝的威胁大为减弱。

　　西北屯田与边塞修筑需要砍伐绿洲边缘的植被，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敦煌北湖、西湖一带，生长着大片红柳、芦苇、罗布麻、胡杨等植物，因缺乏黏土，工匠们便使用这些植物与砂石交替夯筑长城。河西汉长城的塞垣、烽燧乃至城堡，多以夯土夹芦苇或柽柳层层交错叠压筑成，在湖沼地带以芦苇束为框架、中填砂砾，在戈壁地带则以红柳为骨架，一层沙石一层植物，层层夯起。塞、燧墙体每层芦苇、柽柳与夯土厚约二十至三十厘米，若墙高五米，需二十层上下；基部则往往以罗布麻、柽柳、胡杨枝与夯土压实。燃放烽火的“苣”用芦苇捆扎而成，所耗数量巨大。伐芦苇、砍柽柳、运柴草成为戍卒日常劳作之一。大量砍伐柽柳等固沙植被，使其自然恢复极为缓慢，防风固沙功能下降，加剧了绿洲沙漠化的风险。

　　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

　　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兽兮食臭腥。

　　——蔡琰《悲愤诗》（节选）

　　蔡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兴平中（公元195年前后），天下丧乱，她被南匈奴左贤王掳走，在胡十二年，后曹操遣使以金璧将她赎回。《悲愤诗》是她归汉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所作。“沙漠壅兮尘冥冥”一句，生动还原了古代边塞沙尘暴漫天蔽野的景象。

　　古人对沙尘暴十分畏惧。《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这是我国较早关于沙尘暴现象的文字记载。秦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风沙灾害的危害，并尝试以法律等手段保护西北边地的生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规定：“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居延汉简中也有“吏民毋犯四时禁”和“吏民毋得伐树木”的禁令。这些法令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西北边地生态的脆弱，开始加强对林木水草的保护。

　　从出土汉简看，汉代边地吏卒常年与风沙周旋，除沙是一项经常性劳作。悬泉置汉简记某部十九名戍卒的日常分工，其中“五人除司马丞舍屋上沙”。考古工作者在悬泉置遗址发掘时还发现，文化层之间夹有细沙层，推测为强沙尘暴堆积，可见当时风沙之频繁。汉代又有在边塞植树的传统，秦代蒙恬即“树榆为塞”，汉代因之，于边塞广种榆树，既可以阻遏骑兵，也能防风固沙。胡杨是西北荒漠中特有的落叶乔木，耐旱耐盐碱，生命力极强，其木可作建材，枝可饲畜，树脂可入药，《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多“胡桐”，即此树。

　　两千年后的今天，草方格、防护林、滴灌技术正在改写人与沙漠的关系，毛乌素、库布其的绿色一寸寸推进。而那些穿过风沙传到今天的诗句，依然在提醒我们：人在沙漠面前，不能只知进取，还须懂得收敛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