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延安

　　当周一仆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法律人”三个字的时候，很多观众可能未必理解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分量，也很少有哪个群体会将其所学所用与身份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对“法律人”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们只能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他们是受过法律教育及专业训练的人；他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他们是信仰法律并捍卫法律尊严的人。我想，周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的这三个字，至少包含这三层含义。

　　周一仆先生（宁理饰）向学生们讲述“法律人”的内涵。

　　对于陈一众这些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来讲，“法律人”三个字可能过于抽象了，他们从书本、课堂所了解到的法律与法律人都太美好了。一旦进入一个时代的实践场景，这些美好的想法就会被各种难以理解、解决的问题撞碎。每个法律科班出身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过“梦碎”的经历。是法律错了吗？是法律知识错了吗？都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各种复杂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也都有很多不懂法律、不理解法律、不相信法律乃至践踏法律的人，更有从事法律职业但根本不相信法律的人。我想，剧中各色人等，最令人气愤和痛恨的，不只那些罪犯，还有那些有着法律职业身份或者有权干预办案的人，他们根本不按照法律办事甚至将法律、当事人权利视若无物。五个年轻的法律人步入社会后产生的彷徨与困惑，也主要源于与这些假法律人之间的冲突和博弈。

　　剧情交代得很清楚：五个年轻人没有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发生过多争执，这些人的表现也没有让他们对法治丧失信心，反倒是那些假法律人让他们身心俱疲。对那些已经丧失斗志、淡忘初心的法律人，他们则多少有些可怜、可悲之意。但实际上，这些或颓丧或玩世不恭的前法律人，大多也从憧憬中走来，而面对各种困难，他们选择躲避、退让甚至“变节”。就拿剧中的王本善律师来讲，他并非不懂法律，也并非不懂案情，只是他更懂风险和取利。现实中这种法律人也是假的，甚至是可怕的假法律人。

　　一个真正的法律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最能够支撑他（她）重拾梦想、不忘初心的力量，是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每个人尊严的尊重和捍卫。从五个大学生身上，从方淑梅、袁亦方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精神。对弱势一方表达同情，是一种朴素的情感，维护每个人被法律赋予的权利，则是在真正捍卫每个人的尊严。剧中，一些群众以冲击法庭或辱骂被告人、律师的方式表示对罪犯的愤慨，类似情形在今天的法庭上几乎难以看到，但在网络上却常常听到这类声音。其实，对严重犯罪行为表达愤慨，是普通人正义感的自然流露，只不过，常常会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尊严对立起来。对于法律人而言，维护人的尊严是他们的本分，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尊严，恰恰证明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值得尊重和捍卫的。接受法律的制裁是罪犯的“应得”，而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也是他们的“应得”。

　　近年来，我国文学界乃至文艺界与法律界不断碰撞出亮眼的火花，《重器》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璀璨的一朵。有意思的是，当看起来感性的文艺与看起来理性的法学走到一起时，文艺作品就多了理性的一面，而法学则多了感性的一面。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法学中的“人”是一个被抽离感性的存在，而在实践中，这种人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如此，法律人也是如此。很多犯罪类作品中的人都是可怜的，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但要解决一个纠纷，总要分个是非、给个结论，最终还得靠法律来裁判。

　　剧中对周一仆先生、程兼济先生这两位法律系教授描写的内容不多，但两位老先生却是本剧的核心角色，以高铭暄先生、王作富先生以及同时代的老一辈刑法学家为原型。五位主人公是两位教授的学生，也是他们的“化身”。老一辈刑法学家为中国刑事法治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经历过新中国法治建设最低谷的时期，也经历过现在年轻法律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真正的法律人，也是赓续中华法律文化的苦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是老师学术和思想层面的生命延续。如今，万千法律人实际上都在延续他们的法治思想火种并不断发扬光大。

　　回到片名，《重器》是个振聋发聩的词儿。研究刑法学的人，很喜欢说，刑法乃国家重器。不过，我更倾向于将这个“重器”理解为法治本身。剧中两代法律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实现法治，就是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都按照宪法和法律设定轨道运转、前进，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充分保障，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重器》让我们重新认识和记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真正重启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公民基本权利意识开始全面觉醒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