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誓》源于《尚书》。甘，是夏代地名，传说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一带；誓，为约信、誓诫之辞。约公元前21世纪，天下共主禹逝世后，其子启夺得王位。部族有扈氏不服，夏启遂起兵讨伐，《甘誓》便是夏启兴兵讨伐有扈氏之时所作的动员令。《尚书·甘誓》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可以看出，《甘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阐明讨伐有扈氏的正当理由，因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所以夏启要代表上天讨伐有扈氏；二是申明军纪，要求所有将士奋勇杀敌，论功行赏、论罪行罚。凡是作战恪遵命令、奋勇向前的将士，将在祖庙之前受赏；消极畏战、不奉号令者，则在社坛之前施以刑戮。

　　关于此役的结局，《史记》与《吕氏春秋》的记载稍有差异。《史记·夏本纪》载：“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吕氏春秋·先己》载：“夏后相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可见，在细节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夏启初战不胜，遂励精图治，修其德行，后有扈氏服，属于“以德服人”。但最终的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夏启征服了有扈氏，稳定了夏初的形势。

　　作为现存较为完整的上古军誓文献，《甘誓》对商周至明清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来看，《甘誓》的重要价值在于印证了“刑起于兵”的中国法律起源特点。就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法律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原始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的历程，同时存在习惯法与成文法并行的状态。《汉书·刑法志》对兵与刑作出阐释：“《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这里将用于战争的兵器和惩治犯罪的刑罚相提并论，并以大刑、中刑、薄刑划分等级，正是说明“刑起于兵”“兵刑合一”。而《甘誓》中代天讨伐有扈氏之言以及对将士的奖惩，也恰恰印证了代天罚罪和大刑用甲兵的早期治理模式。

　　在中国早期社会，“刑”与“兵”在惩戒目的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对外讨伐之“兵”，还是对内惩罚之“刑”，都是通过剥夺生命、残害肢体来显示权力的威严，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兵”用以惩罚外族或他国，需要兴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为，因而是“大刑”；“刑”则惩罚国内的个体，通过严厉的、具体的刑罚使其罚当其罪即可，因而是“中刑”“薄刑”。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刑罚的频繁使用，与“大刑”“中刑”“薄刑”相关的规范也逐步确立，行刑的机构、主体、程序、方法、场所、时间等进一步细化，刑罚观念与制度逐渐丰富，刑事规范得以迅速发展，为国家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除了“刑起于兵”之说外，广为流传的还有“礼源于祭祀”“皋陶造律”等说法。礼脱胎于华夏先民有组织、重仪式且具有神秘色彩的祖先崇拜。行礼的过程也是部落首领强化统治、树立威信的过程。随着国家的建立，礼的因俗制宜和精神威慑作用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逐步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规范。此外，皋陶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他担任司法官时，不仅使用獬豸决狱，还注重从司法审判实践中总结判例，并提炼共性经验作为审理类案的参考。后世认为，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这些说法皆立足国家治理或司法审判的实践需要，各具特色且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中国早期法律多元共生的图景。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省镇坪县人民检察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律学知识体系研究”（25BFX1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