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半，追剧《重器》，隆重推荐喔。”早早吃完晚饭，边收拾碗筷边邀家人。

　　“这你也有兴趣，东方25还是红旗11？”先生调侃道。

　　“法治，国之重器也！懂不？”我回敬他。

　　“好好。我孤陋寡闻。”先生立马举旗投降。

　　时间一到，准时开始。先生不愧是资深检察人家属，一看到检察戏，就要说道一番。

　　看到法院院长老丁为乔至良强奸案找检察长老管，为乔至良的辩护人李乡因作无罪辩护引火烧身入狱找老管，为陈一众闯看守所被刑事拘留再去找老管时，他很不满意老管的态度，说：“这老丁遇事喊老管、老管，这老管呢，却老不管。检察院怎么能这样呢？”

　　看来啊，他还是不太懂检察机关的历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集为何没有检察戏份？1979年，检察院刚恢复重建，还没喘过气来呢。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宪法，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同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恢复重建大会。说是大会，其实只有18个人，时任检察长黄火青同志曾风趣地说：“我们是18个人，十八罗汉。”1978年底，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召开，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大体完成重建，不少地方的机构、人员配置到80年代初才逐步落实到位。你没见老丁跟老管抢办公室吗？可见，编剧对历史细节的处理是严丝合缝的。

　　再说说《重器》的大背景。全剧幕启1979年，从春夏之际姜阳市一中的文艺演出开始。

　　如果这是真实的1979年，那么可以想见，在陈一众吹小号时，一位77岁的老人刚打完退烧针，就又忙起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修改。他叫彭真，1978年底才从陕西回到北京。1979年初，华国锋、叶剑英找他谈话，商量立法事宜。当时，需要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比较多，最后确定先集中力量抓七部。这七部法律中，有四部是关于国家机构的法律，包括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是1953年和1954年制定的，有一定基础，是修改完善的问题；刑法在1963年已起草出33稿，刑事诉讼法也在1963年形成草案初稿；需要创制起草的，是一部体现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刚成立不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主任，彭真欣然受命，带领工作专班夜以继日地工作。1979年5月27日，由于过度劳累，彭真高烧不退，不得不住进医院诊治。即使在住院期间，彭真也没有停止工作。5月29日下午，为了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法律草案，彭真临时打了退烧针后，立即赶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剧里，杜晓辉骚扰高二学生、陈一众的同学薛春燕，陈一众和他的音乐老师徐钊帮忙解围，后女生离奇身亡。杜晓辉因薛春燕被害一案被抓，尽管他至死未承认杀害薛春燕，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陈一众的父亲找公安局赵队长打听案情时，二人有段对话意味深长。陈父问：“你，真的认为杜晓辉就是真凶？”赵队长答非所问：“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有人翘首以盼，有人负重前行。若是真实的1979年，彭真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心声，一直加班加点地工作着。这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6月26日，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经过认真审议，大会于7月1日通过了7部法律，这就是有名的“一日七法”。

　　陈一众之所以选择法律，与薛春燕被害案有一定关系。剧中，陈一众怀疑真凶可能不是杜晓辉，徐钊酒后吐真言，让陈一众更加怀疑杜晓辉是冤枉的。得知杜晓辉被执行死刑后，陈一众回家便问父亲什么是“疑罪从无”，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杜晓辉还会被判处死刑吗？父亲回答道：“‘疑罪从无’啊，现阶段还不是我国的刑诉法原则。法律也是需要演进的，跳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说得没错。直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体现“疑罪从无”理念的条款正式入法，“疑罪从无”原则才被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身在山中，难识庐山。很多认知需要时间来酝酿发酵，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评价任何事物也都离不开时空背景。以前的是，因为时空转换，可能成为今日的非。今日的非，或许是昨天或明天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依然要用尽全力，直到问心无愧。不论疑案还是铁案，案件办到最后，考验的都是法律人的良心。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