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边那条河叫沂河，是沂蒙山人的母亲河。她从村东头拐了个弯，紧贴着村南的河滩往下游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在河西岸的土坯房里生下了我。接生婆笑着说：“河边生的孩子，命里不缺水。”窗外沂河水哗哗淌了一夜。从那天起，这条河便长进了我的骨骼里。

　　沂河岸边的沙是白的，赤脚踩上去，松软温热。河水清得能数清水底的鹅卵石，鱼虾成群游过，小鲫鱼的鳞片闪着细碎的银色光芒。我和小伙伴们把缝衣针掰成弯钩、在红麻秆上拴根尼龙线，挂上从地里挖出来的蚯蚓，或蹲在岸边，或站在水里，就钓起鱼来。鱼漂是高粱秆芯，眼睛盯酸了也不肯收竿。有一回鱼钩被水草缠住，邻居二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费了好大功夫才解开，浮上来时鼻尖上还挂着水草。那次我们连钓带摸，弄了满满一罐头瓶的小鱼小虾。拿回家后母亲用面糊一裹，煎得金黄酥脆，那香鲜味令我至今难忘。

　　从幼童到小学，再到中学，冬去春来十六载，沂河与我朝夕相伴。春天，紫色的野豌豆花开满河滩，明艳动人；夏天，知了在河边的树林里叫个不停，一抓一个准；秋天，在河滩上捡树根、搂树叶，背回家当柴火烧；冬天，沿河滑冰，刺拉拉的冰裂声从脚底板直窜到后脑勺。有一次，我抱着书本去河边假模假式地读英语，放羊老汉笑我：“娃儿嘟囔的啥？咱河里的鸭子都听不懂。”臊得我再也没去河边念叨过英文。可每天傍晚，我还是喜欢趴在河岸的青石板上写作业，远处母亲唤我吃饭的声音被河风送到耳边，变得温软。有时天黑得早，母亲就端着油灯来接我，灯苗被河风吹得晃来晃去，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水面上，碎成一片。十六年，沂河看着我长大、长高，看着我游到对岸后再游回来。我以为她会一直这样看着我。

　　八十年代的一个初冬，我即将入伍参军。父亲送我过河，去县城集结。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站着目送我远行的母亲，棉袄被河风吹得鼓鼓的，乱发贴着脸，像一截栽进冻土的树桩。父亲塞给我五块钱，又掖了一个用手帕包的热鸡蛋：“到部队上好好干，别丢人。”到了河对岸，我回头看，母亲的身影早已被河面上的薄雾吞掉。河水泛着灰绿，覆着一层薄薄的晨霭。我把鸡蛋攥在手里，一直没舍得吃。

　　真正觉出这条河病了，是九十年代末。那年父亲查出癌症晚期，我请假从省城回去探望。从病房的窗户望出去，沂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层白沫，风灌进来一股呛人的腥臭味。往日哗哗的流水声被一种死寂取代，偶尔夹杂着排污管沉闷的轰鸣，排进河里的水吐着灰黑的浊浆。白沙滩不见了，踩下去是黑黢黢的烂泥。河滩上枯萎的柳树东倒西歪，根须像鬼爪攥着淤泥。我沿河走了半里，只看到半截鱼脊骨卡在石缝里，白森森的，像河吐出来的一颗牙。有一天，骨瘦如柴的父亲问我：“河里……还有鱼么？”我扭过头，望向远处的河面，那上面漂着什么，半沉半浮，分不清是枯枝还是死鱼。父亲说：“不像咱的河了。”我张了张嘴，到底没接话。

　　那些年，沂河沿岸一窝蜂地建工厂，排污沟比河边的芦苇还密。机器昼夜不歇，污水直扑进河，母亲河成了一条淌脓的臭水沟。那之后，我每次回乡，无论多忙，都要到河边站一会儿，看她一眼，再看她一眼。我一次次来，又一次次沉默着离开。

　　变化是一点一点出现的。先是上游的小厂一家家关停，污水被截进污水处理厂，再也不许直排进河；再后来，河坡清了淤，岸边一茬茬栽下柳树。也不知从哪年开始，排污口不再吐浆，河水慢慢地淡了、清了。

　　最近一次见到沂河，是去年秋天，送母亲回老家与父亲合葬。母亲弥留时说：“送我回去吧，跟你爸一块儿听水声。”

　　雨刚停，天高得不像话。滨河大道铺展开来，跨河大桥的钢筋直伸进云里。我捧着骨灰盒走过河滩，脚下的沙滩竟又变回从前的白。河水清得发蓝，水底的卵石一颗一颗都看得真切。白鹭立在浅滩里，水里忽然“哗啦”一响，不知什么鱼翻了个花，一圈涟漪荡出去，慢慢又平了。

　　跪在父亲坟前，我将母亲的骨灰轻轻放进墓穴。那一刻没有风，河面平如镜。我眼前恍惚——仿佛看见年轻时的他们站在河边，河水没过脚踝，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一个低头搅着水，一个往水里扔石子，涟漪一圈圈荡开，把两个人轻轻裹在一起。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只要河在，他们就在。只要水不断，人，就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