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当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些精致小巧的物件，例如笔山、水滴（又名“砚滴”，为滴水入砚的文房用具），乃至臂搁、香炉之类。然而真正伴随文人读书应举、一路走过来的，是知识；承载海量知识的，是一件沉重的家具——书橱。条件优渥的人家，书橱还会进一步演变为建筑，也就是藏书楼。

　　对现代人来说，在网络普及之前，人们无法通过关键词的组合快速检索信息；在生成式预训练大模型出现之前，随口一问便得到海量回答的情况也很难出现。但借助图书馆、书店，加上求学阶段对目录、分类之学的掌握，找到所需资料并不算太难。

　　古代却没有这样容易。即便在出版业蓬勃的明代，要想保持知识上的优势，还得看自家藏书的数量。这就好比武侠、修仙故事里的大家族，总设有藏经阁、藏书阁，以保存本门的秘籍绝学；真实历史中的世家大族，同样以藏书为要务。不过古人藏书，并非意在独占学问，清代藏书楼瓶花斋的主人吴焯的藏书印文便作“愿流传勿损污”，可见其心愿是书籍能够传之后世、不损不污。但想要做到这一点，颇有难处。书籍的精良版本可遇不可求，借出又怕污损、遗失；在没有影印技术的年代，个人想留一部副本，只能逐页手工传抄，若要雕版印行，更需耗费大量精力与资财。也正因此，保存书籍便成了古代文人的一件大事。

　　想必大家对《四库全书》都不陌生。当年为避免《四库全书》因意外而灰飞烟灭，清廷将七部抄本分藏于七处藏书楼：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今辽宁沈阳）文溯阁，是为“北四阁”；江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浙江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合称“南北七阁”。七阁中，除文宗阁外，其余六阁中间一字皆为水字旁，显然取以水克火的五行观念，祈愿书籍免于火灾。其实文宗阁之“宗”也与水有关，乾隆自解取“百川朝宗于海”之意。这观念看似带有迷信色彩，实则是古人在砖木建筑中护书的一份心灵寄托与郑重祈祷。

　　唐代孔颖达所著《尚书正义》在疏解《洪范》时引述汉代五行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而前述七阁命名所效法的，正是最负盛名的明代藏书楼——宁波天一阁，范钦建阁时即取“天一生水”之意命名，祈愿这一楼书永免火患。然而，除了火灾，书籍还要面对许多别的威胁。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阁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感慨，散乱的书籍“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可见，漏水、潮湿、虫蛀、鼠啮，每一样都需要不同的防范手段。

　　清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不仅提出藏书楼选址要避开卑湿之地以及邻近厨房、卧房之处，还记载了具体的防鼠、防白蚁之法：“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不过，老鼠、白蚁还不算专门蛀书的虫患，真正的“蠹”（蠹鱼，又称纸鱼），至今仍是藏书的大患。事实上，周代已有专门掌除蠹虫的官职，《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翦氏负责祓除蠹虫，手段不止祭祀祝祷，还兼用莽草烟熏。除烟熏之外，古人还以黄檗汁染纸，即所谓“染潢”，书衣、扉页亦可施以朱砂，将染过黄檗汁的纸用作内页，可起全面防蠹之效。此外还可在书页间夹芸香草驱蠹，如古人诗句有云：“蘖系防黏蠹，芸香辟纸鱼。”正因为藏书需用莽草、芸香这类药草防虫，书页之间常带一股清冽香气，“书香门第”“书香世家”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至于书橱的选用，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六《几榻》的“橱”条早有明确讲究：“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惟深仅可容一册。即阔至丈余，门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橱有方二尺余者，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大者用杉木为之，可辟蠹，小者以湘妃竹及豆瓣楠、赤水、椤木为古。黑漆断纹者为甲品，杂木亦俱可用，但式贵去俗耳……竹橱及小木直楞，一则市肆中物，一则药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有内府填漆，有日本所制，皆奇品也。”其中要点有四：一是书橱以宽阔为古雅；二是橱身不能太深，进深仅容一册即可。这是因为古代线装书在橱中竖立插放、书根朝外，若进深过大、前后叠放，既不便取阅，也易受潮生蠹；三是无论橱身多宽，柜门只用两扇，不用四扇、六扇；四是材质须讲究，杉木可辟蠹，湘妃竹、豆瓣楠、赤水木、椤木为上品，而市井店铺的竹橱、药铺式的小木格子架，都不能拿来做书橱。

　　古人对“书籍的家”可谓相当重视，从藏书楼命名中以水克火的无形祈愿，到实体上防潮、防虫的种种布置，再到书橱取材、形制的处处讲究，无不体现着对承载知识的典籍的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