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年—1235年），字景元，号西山，是朱熹之后程朱理学正脉的重要传人。其一生不仅致力于彰明道统、光大朱子学说，更屡任地方要职，治绩卓著。在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泉州知州时，真德秀撰写政训文告以谕州县僚属，这些文告后被辑入其《政经》一书，亦有单行本以《西山政训》传世。此书非坐而论道之空言，而是直面吏治之弊、民生之瘼，对州县同僚的恳切训诫。开篇即道：“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在真德秀的施政理念中，“四事”者，乃为政之本，“十害”者，乃为政当除之弊。一立一破，一正一反，构成了真德秀心中为政之道的清晰轮廓。

　　真德秀明言：“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此“四事”，乃为政者当秉持的根本准则，落脚于为政者的内在德性修为与务实治事作为。

　　律己以廉乃“四事”之首。在真德秀看来，“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他警醒同僚：“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嘉定、绍定年间，真德秀曾两度担任泉州知州。在这个当时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真德秀更告诫僚属须“力修冰蘗之规”——冰者，清寒自守；蘗者，黄蘗也，味苦而坚。他以此勉励官员涵养如冰雪般澄澈、如黄蘗般坚贞的清介操守。

　　“四事”之“仁”即抚民以仁。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写道：“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他多次告诫官员，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当“以哀矜恻怛为心”，而非以威权自矜。他认为，为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仁爱百姓、纾解民困。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时，恰逢潭州遭遇大旱。他“极力振赡之”，开仓放粮、上书奏请免赋税。在赈灾过程中，他设置惠民仓，积谷五万石，歉收之年减价出粜以济市民；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在下属十二县广设社仓，遍及乡落，以济乡民；针对老幼孤弱等群体，还专门设立慈幼仓，收养弃婴贫儿。三仓分层施策、各有侧重，使城乡百姓皆得庇佑，正是其抚民以仁理念的生动实践。

　　“公”是真德秀从政的重要准则。《西山政训》在诠释“公”时说：“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他主张为官应“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并引诸葛亮“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之语与同僚共勉。在审理狱讼时，他主张“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存心以公，是施政公平正义的标尺，一切决策举措，都当以公理、国法为依归，而非屈从于私情、货贿或个人喜怒。施政的动机必须纯粹，为公而非为私，方能取信于民。

　　治绩非坐而论道可得，必赖躬行实践。为此，真德秀主张“莅事以勤”，他在《西山政训》中写道：“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他痛斥当时官场将“诗酒游宴”视为“风流娴雅”，反将“勤于吏事”视为“鄙俗”的歪风，认为这正是“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的根源。他要求官员“职思其忧”“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如此方能实现“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的治世目标。

　　与“四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德秀深恶痛绝的“十害”，这是他总结的当时地方治理中危害最烈的十种弊政。其中，“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惨酷用刑”“招引告讦”之害，直接践踏“公”与“仁”。真德秀质问：“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司法不公，乃是对地方治政根基最根本的腐蚀。“淹延囚系”“泛滥追呼”之害，将使百姓“举室废业”“举室皇扰”，甚至“破家荡产”；“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之害，更是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真德秀对此斥之“民户何以堪此”？至于“重叠催税”，则是严重的行政失信，他痛切指出：“输已而复责以输，是谁之罪乎？”凡此十害，皆与“爱人之意”背道而驰。错误的施政导向，必然外化为害民、扰民、不公的具体行为。

　　纵览《西山政训》，“勉四事”是立其本，“去十害”是祛其弊。本立则弊自消，正己则民自安。其内在逻辑，正合于《论语》“修己以安百姓”之旨。修己者，非以修己为终点，而以安百姓为归趣。正己之道，即是爱人之意。官员的德性修为、价值取向，与地方治理之实效、百姓之休戚，实为一体。己正，则廉、仁、公、勤自备；四者备，则爱人之意自充塞于政事之间，百姓自然蒙福。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