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昭帝时期，京兆尹隽不疑留下了一则令后人感佩的佳话。“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何平反，活几何人？’”史书对此记载得十分生动：如果隽不疑纠正的冤案多，母亲便喜笑颜开，言语和饭量都异于往常；如果此次录囚无所平反释放，便是“母怒，为之不食”。正是有这样的母亲，隽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要理解隽不疑之母追问的深层意义，必须先明白“行县录囚”的历史文化渊源。录囚，亦称“虑囚”，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汉书》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意即通过详细审录在押囚犯的案件材料、亲验其状、比照供词与事实，判断审判是否有冤屈、停滞情形。后来“行县录囚”逐渐成为汉代司法断案的重要程序。按照制度规定，刺史或郡守须定期到其所辖属县巡视监狱，《汉官解诂》载“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情伪，有侵冤者即时评理”。“阅录视”是指详尽翻阅、审阅所有囚犯的案卷材料；“参考辞状”要求不仅要核实囚犯的供状及证人所述，还要逐一对照原始证据及办案官吏记录的各种书状；“实其情伪”则要求录囚官凭借自己的办案经验与朴素的良知，从供词、证据的真伪中找到突破点以辨明是非；“有侵冤者即时评理”，只要核查后发现有刑讯逼供、事实出入或证据有违人情的案件，录囚官便有权力立即推翻原审判决，予以平反。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为人“进退必以礼”，先以礼入世、再以慎断狱，将礼作为法的标尺。汉代司法崇尚经学，引经决狱之风颇盛，而隽不疑所遵循的，正是尊尊亲亲、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据史料记载，隽不疑行县录囚非常审慎，他严格对照案卷材料，仔细摘出县吏所录之言，翻读原始供词，对捕拿、见证的乡老、地保等人逐个查问。发现供词与实况不一、证言与情理相悖的疑点后，便亲自审问囚犯，逐句比对供词与本人所述是否一致。当时，多数囚犯目不识丁，供词往往由县吏代笔，其中多有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之处。面对囚犯的申辩，隽不疑循着儒家《春秋》经义深核其情，辨析其言。若供词与口述严重不一致，便当即立案复勘，果断纠偏平反。

　　隽不疑注重调查核实，将亲历性审查贯穿办案始终。他每至一县，不先入县堂受宴听禀，而是径直前往狱所，亲验囚犯，面讯实情，查清案件是否有冤屈停滞之处。他不仅阅其卷、录其言，更视其伤。一次，他发现囚犯身上杖掠过重、皮开肉绽的伤痕极为密集，远超正常审讯的限度，便怀疑系屈打成招，进而对该案的供词、证据全面复勘。

　　正因每一次的“行县录囚”都如此严肃审慎，隽不疑的母亲才会在他每次归来时，第一时间追问案情背后最让人牵肠挂肚的问题：“有何平反，活几何人？”在这样的监督中，母子二人达成的默契远非简单的孝道。这份被慈母逼出来的自律与担当，也使隽不疑在京城留下了“严而不残”的官声。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一名男子乘坐黄色牛车，车上插着画有龟蛇图案的黄旗，身着黄色长衣，头戴黄帽，来到未央宫北阙声称自己是卫太子刘据，要觐见皇帝。卫太子即汉武帝时因“巫蛊之祸”兵败逃亡、传闻自杀的刘据，汉昭帝的哥哥。事隔多年忽然有人自称卫太子未死而归，举朝震动。为了辨清这所谓的“卫太子”是真是假，汉昭帝听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建议，下令长安二千石以上的三公九卿和将军等人全部前去辨认，然而满朝公卿竟无人敢断，万一真是卫太子，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未央宫北阙为京兆尹管辖范围，隽不疑随后赶来，一到便“叱从吏收缚”自称卫太子的男子。当时有人劝他，真假还没弄清，不如先稳住。隽不疑则援引《春秋》经义中“卫蒯聩出奔归国被拒”的典故说：“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隽不疑引经决狱认为，真太子是得罪先帝的罪人，该抓；假太子是冒充皇亲的骗子，也该抓。无论真假，这人都是罪人，自无迟疑的余地。汉昭帝与霍光得知隽不疑此举后“闻而嘉之”，并一致认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后经审问，此人果然是冒充卫太子，只因有“故太子舍人”曾对他说：“子状貌甚似卫太子”，便“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而正是隽不疑在众人惶惑之际保持清醒，将经义智慧灵活运用于裁断，才避免了一场足以动摇皇权的政治危机。

　　千百年过去，隽不疑的这份鉴戒并未褪色。母亲那句“有何平反，活几何人？”如同一面镜子，让公事结束归家的隽不疑重新审视这一天的司法裁断，也是每一代司法者不能忘却的归宿。严而不残，法中有情，让每一份司法裁决在符合严明法条的同时，都能折射出人性的柔光，这既是隽不疑留下的千古遗风，也是当代司法裁判中应当坚守的信念。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