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歌》

　　如果把艾伟的小说《春歌》比作一部影视剧，那么作者本人无疑是一位高明的导演。他采用多机位叙事、分镜式呈现的方式，围绕一桩梨园旧案，层层推进、缓缓回溯，将一段纵跨四十余年的爱恨纠葛、命运沉浮铺展在读者眼前，小说看似写命案、写戏曲，实则写人性、写偏见、写情理。

　　小说从法官宋芝桓经手的一桩杀人案说起。昆剧名伶徐尹春，擅演白素贞一角。她先嫁给富家子弟黎彼得，因黎彼得惹下祸事，二人最终离婚；后来，徐尹春与青梅竹马的医生范文卿结婚，可范文卿身患绝症、身体孱弱，并在黎彼得从巴西回国后离奇身亡。现场各类证据指向范文卿系开枪自杀。徐尹春却认为，是黎彼得出于嫉妒谋杀了范文卿，于是使用三氧化二砷毒杀了黎彼得。

　　艾伟用五个部分搭建起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第一部分写法官宋芝桓的过往，为他后续的审判与忏悔埋下伏笔；第二部分回溯徐尹春与范文卿、黎彼得之间的爱恨往事，还原悲剧发生的根源；第三部分围绕徐尹春的闺蜜陈一朵与费阳的恋情展开，并穿插陈一朵母亲的扶乩之术，经由陈一朵与昆剧团的里约之行，带出诸多被忽略的细节；第四部分是全书关键转折，黎彼得生前写给费阳的自白信。信中黎彼得称范文卿系他所杀。此信由陈一朵交给宋芝桓，彻底揭开当年案件被掩盖的真相；第五部分讲的是生者如何在逝者的影响下重塑自己的人生。

　　《春歌》最大的特点，是通篇强烈的“鲜活感”。书中的人物、风物都真切可感，人物的情绪流转真实细腻，城市风貌随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化，进而以景衬情，使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绪的传递有所依托。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昆曲《白蛇传》，更是随时代发展不断革新，成为解读全书的关键。

　　在民间故事及早前的戏剧里，白素贞是《白蛇传》毫无争议的主角。可是“戏剧经过了1990年代漫长的沉寂，从业者都在寻求变革之道”“大家都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不再是老戏迷熟悉的那种套路了，革新是必要的”。于是，省昆剧团着手重排《雷峰塔》，深入挖掘故事所蕴含的现代意识，借鉴徐克电影《青蛇》的思路，排了一出以“问世间情为何物”为主题的新戏。剧团不仅大胆起用新人演员，舞台也被布置得典雅又现代，剧目推出后大获成功。多年后，历经世事、幡然醒悟的宋芝桓重新审视这版《雷峰塔》，认为剧本把法海这个人物处理得过于简单化。在他看来，法海的愤怒其实不是佛的愤怒，而是人的愤怒，其中包含的情感比佛的“金刚怒目”或“菩萨低眉”要复杂得多。他认为，法海身上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纯洁性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心。这番对戏中人物的全新解读，本质上是宋芝桓的观镜自照，是他对自己过往人生的深刻反省。

　　小说通篇贯穿着情与理的持续论辩，时而直接落在人物对话中，时而潜藏于叙事缝隙。书中的情不止于爱情，也包括亲情和友情，而理则是多维度的。两者互相博弈、拉扯、制衡，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细细推敲，似乎“情”字更胜一筹。比如小说开篇，面对急功近利的同事郝宁，宋芝桓囿于女友被夺之恨，两人在讨论案件时，他本能地有一种想驳斥对方的冲动，但又不断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能被私人情感左右，甚至为自己不自觉将私人感情代入案件审理而不安。可他又不知不觉走向另一种“偏颇”，即使内心对案件存有疑虑，却因证据链“环环相扣，完美闭环”，为了体现公正作出自以为正确的裁决。

　　小说里的现实与超现实也是循环相生。走进《春歌》的叙事，读者会发现，局外人亦是局中人，台上有戏中人，世间更有人中戏。那些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彼此间忽然就有了联系。作者仿佛通过对空间的急剧压缩，把人生幻化成了一个舞台，所有的悲欢，所有的聚散，所有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人物都被“赶”到了一起。正如“庄周梦蝶”与“蝶梦庄周”的千古谜题一样，或许我们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书中的好些人物时常觉得自己像是在梦里，在戏里，唯独不觉得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既是对人物现实命运的一种隐喻，同时也是与传统文化里“情”与“爱”的连接：爱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超越凡俗的一切。

　　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波涛最是汹涌。读完《春歌》，便知“情”之一物，远胜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