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3天后，红军入黔，攻占黎平。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而乌江正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天险。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境内的第一大江。它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东麓，由西南向东北奔流。江水在崖壁间奔腾，劈开一道幽深的峡谷，水势湍急，险滩密布。

　　彼时，追兵步步逼近，留给红军的时间已经不多。渡过乌江，不仅要有勇气，更要与时间赛跑。历经千难万险，红军终于突破了乌江天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胜利，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那样险峻的地势、紧迫的局势下，红军战士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闯过这道生死关口的？

　　今年9月，我来到贵州省余庆县，采访了大乌江镇红渡村村民伍文华。红渡村位于红军强渡乌江的回龙场渡口边上，1934年12月28日至1935年1月4日，中央红军一、九军团主力先后到达乌江南岸，准备突破乌江。红一师承担强渡回龙场渡口任务，在红渡村设置临时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就设在伍文华家的老屋。

回龙渡渡口

　　我们一行人在伍文华家中坐定，说明来意后，他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这有句老话，过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好船夫。红军为了找船和船夫，就来到了村里。”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已经挨家挨户打过“招呼”：谁给红军带路、帮红军做事，就要遭殃。因此，当得知红军的队伍进村，村民们有的躲进山林，有的紧闭家门。伍文华的母亲当时只有17岁，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看见一队队陌生的战士走近，她才慌忙藏进家门旁的柴垛。

　　“我母亲觉得自己藏得够隐蔽了，其实还有一只脚露在外面呢。没多久，她就被红军发现了。”伍文华说。红军将他的母亲叫了出来。这个年轻的姑娘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当即吓得大哭起来。伍文华的外公听到女儿的哭声，匆匆跑出来，甚至做好了与这些陌生人拼命的准备。

　　可眼前的一幕，让伍文华的外公愣住了——战士们正轻轻擦去女儿脸上的泪水。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拿不准了：这些人，真的是坏人吗？

　　抱着几分将信将疑，伍文华的外公让战士们在自家院子里歇脚。他留意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架起锅来，煮的并不是什么大鱼大肉，而是山间随处可见的野菜。见他准备生火做饭，战士们还主动帮忙砍柴。眼看着这些年轻人忙前忙后，他心中的戒备渐渐松动。他转身回屋，把家里的红薯拿出来，分给战士们充饥。早已饥肠辘辘的战士们接过红薯，简单擦了擦表面的泥土，便大口吃了起来。“我外公收回箩筐后发现，战士们在里面放了好几块沉甸甸的大洋。”伍文华说。那一刻，所有的戒备烟消云散。

　　得知红军急需渡江，伍文华的外公主动腾出自家的老屋，供红军设立临时指挥所。为了尽快找到渡江的办法，他又带着红军去找自己的发小、船工周幺叔（周金科）。世代生活在乌江边，周幺叔熟悉水情，也深知江水的脾性。没有船，他便想到了用竹子扎排、搭设浮桥的办法。消息传开后，先前藏起来的乡亲们主动加入。有人上山砍竹，有人劈开竹子、编扎竹篾，有人将竹子一根根捆紧，扎成竹排，还有人剥下树皮，制成火把，为劳作的人照明。竹排被一层层扎紧，再设法连接、固定。

　　突破乌江战斗中，红军采用夜战与近战，佯攻和主攻，泅渡、竹排渡与浮桥渡相结合的方式，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1月2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1月3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在江界河强渡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1月6日，中央红军全线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乌江防线，3万多红军全部渡过乌江。

　　岁月流转。当年腾给红军使用的房屋，如今被文物部门认定为“余庆水车山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指挥所旧址”，并入余庆回龙场红军强渡乌江遗址保护范围，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保护。伍文华就住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负责日常清扫卫生。

　　然而，旧址背倚山坡，周围树木繁茂，年复一年，枯枝败叶落在屋顶上，在风雨的侵蚀下，瓦片逐渐破损，门窗也变了形。

　　2025年6月，余庆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得知了这起线索。检察官来到现场，查看屋面、木架、墙壁和安全设施，向伍文华询问情况。为弄清漏雨究竟有多严重，检察官特意在下雨天再次赶来。“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检察官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检察机关随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监督程序，对旧址的保护状况和相关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解决修缮与管护难题。不久，破损的瓦片被更换，腐朽的木构件得到修复，老旧消防设施也被更换。

　　变化还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过去，旧址的监控画面只能传到伍文华家中的一台电脑上。设备年久失修，老人又不熟悉操作，这道原本用于守护旧址的“防线”，实际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今，监控系统接入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并与文保员的手机相连接，日常查看、巡查管护都方便了许多。

　　截至2025年底，旧址的安全隐患得到全面整治。采访中，伍文华告诉我，这多亏了检察公益诉讼。从一位面容质朴的老人嘴里听到“检察公益诉讼”这个专业名词，我颇感意外。转念一想，这份意外本身便很有意味：法律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条文，检察履职也不再只是新闻宣传里的材料，而是化作一份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守护。

　　离开村子后，我们驱车来到乌江边。眼前的乌江宽阔而平静，江面舒展，碧波缓缓流淌，已经很难想象90多年前的样子。2009年，构皮滩水电站蓄水后，库区水位抬升，江界河一带的河流水面随之发生变化，昔日水流湍急的部分河段，也渐渐呈现出水库般开阔、平缓的景象。江水的面貌改变，但那些曾发生在这里的关于勇气、牺牲与守望的故事，并没有随奔涌的浪涛远去，而是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