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老红军后代、曾经的解放军战士，我深切缅怀父亲李鸿鸣。他生前多次给我讲述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长征过草地的往事，激励我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父亲生在安徽六安一个贫农家庭，年少时给地主当长工，受尽压迫。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引导下，父亲于1929年秘密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30年5月，民团进村搜捕，父亲扔下锄头，匆忙告别亲人，奔赴大别山参加红军，踏上革命道路。

　　参军后，父亲在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界转移，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一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这就需要穿越松潘草地。当时，父亲担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经理处总务科长。

　　松潘草地位于川西北，面积广阔，平均海拔超3500米，沼泽密布，泥淖难辨，行军步步艰险。七八月份的草地，天气变化无常，烈日、暴雨、风雪冰雹交替袭来。行军途中，父亲身患痢疾，左脚溃烂，疼痛难忍。师经理处主任肖伟成将战马让给他骑，自己艰难徒步。队伍里的党员们冲锋在前，帮体弱战友背行囊、抬担架，大家患难与共，满怀革命乐观主义。

　　每当夜幕降临，指战员三五成群围坐在宿营地，架起柴火，点燃火堆，支起搪瓷茶缸、脸盆、饭盒烧开水，吃炒面，嚼干粮。党小组就地开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父亲当时是党小组长，每晚都组织这样的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战士尤其是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战时党支部就是这样把全体党员、群众团结在一起。

　　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有的三五成群，促膝谈心；有的在学识字，约定每天学五个字；更多时候，大伙兴奋地憧憬北上后的光明前景，欢声笑语打破了草地夜空的沉寂，驱散了白天行军的疲劳。夜深后，战士们露宿在潮湿的草地上，有的盖着薄薄的军被，有的仅蒙一条破烂不堪的粗布床单。下半夜常常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几个人只好背靠背，头顶一块旧雨布，互相依偎着取暖，几梦不成，熬过漫漫长夜。

　　深入草地一个多月，粮食日益减少，口粮不断缩减，最后每人每天仅能领到六颗蚕豆。大家四处挖野菜充饥，不少人中毒、受伤。部队忍痛宰杀战马、骡子果腹，许多战士主动把仅存的口粮让给伤病员。断粮之后，大家只得啃草根、煮皮带，不少年轻战士永远长眠在草地之中。

　　远处地平线上出现隐约的山峦，草地总算要走出去了。“我们胜利啦！”大家互相拥抱，欢腾雀跃，不少人流下激动的泪水。行军的速度加快了，远处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枪声，紧接着，爆豆般的枪响、掷弹筒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大家不约而同地做好战斗准备，开始了急行军。尽管多日粒米未进、面黄肌瘦，可一听说有敌情，指战员们立刻精神抖擞，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勇猛地向敌人冲杀。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先后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编入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首任政训处主任，同年10月改任政委。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政委。父亲随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讲述的长征往事、留下的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越是遇到困难，越要坚定信念、迎难而上；越是面对责任，越要牢记初心、恪守原则。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长征中淬炼的理想信念、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克服困难、做好本职工作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