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四川省检察院达县分院（今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起诉部门工作。

　　那时，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还隶属于达县地区，分到我手上的案子，大多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四县地处偏远，山高谷深，交通极为不便。想要前往只能乘坐大客车。我们常常天不亮就动身，等抵达巴中县城时，天色往往已经全黑。若还要去往南江县城，得再辗转两三个小时的路程。遇上天气不好、路途耽搁，便只能在巴中县城留宿一晚，次日一早再赶赴南江。

　　当时，领导指派从部队转业、办案经验丰富且性格坚韧沉稳的郭老师带我，他成为我进入检察院后的第一位师父。师父带我办的第一起案件，是一起发生在大山里的故意杀人案。

　　我们要一起进村核查案发现场、询问相关证人。记忆里，通往村子的山路崎岖绵长，途中还要经过一处近乎垂直的绝壁陡坡，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在师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压下心中的恐惧，手脚并用，颤抖着攀上坡顶。登上坡顶那一刻，我浑身发软，手心全是冷汗。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更大的考验——经过一座铁索吊桥。这桥架在深山峡谷之上，简陋粗朴。两侧只有冰冷的铁链，脚下是错落的木板，向下望去，木板缝之间是空落落的深渊，看得人心惊。湍急的河水在桥下轰鸣，桥身在风里剧烈摇晃。我攥住铁链，一步步挪动，好不容易才走到对岸。想来那时年少，自有一股无畏，知道没有退路，再难，也只能一往无前。

　　翻山越岭的艰辛尚可克服，但当我面对那位七十多岁、从未走出大山的目击证人时，却束手无策。

　　目击证人是一位老大爷，我们从他家堂屋里搬出一张桌子，放在门口的屋檐下，搭成一个简易的询问室。面对面坐定后，我一句一句地耐心询问，师父拿着笔准备记录，可老大爷却一脸迷茫地摇头，表示听不懂我说话。

　　那一刻我才发觉，自己习以为常的普通话，在这片大山里，隔开了我和证人之间的距离。

　　关键时刻，师父出面救场。我用普通话问一句，师父就转成四川方言，慢慢讲给老大爷听，一问一译，格外耐心。整场笔录记下来，师父付出了双倍的耐心与精力。

　　这件事之后，为了不再因为语言障碍耽误办案，也感念师父的包容与用心，我开始认真学习四川话。久而久之，我的四川话说得越来越流利，再也没有因沟通问题影响案件办理。

　　时光荏苒，三十年倏忽而过。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从达县地区分离出来，设立巴中地区，巴中地区后改为巴中市。曾经无数次跋涉过的山山水水，那片洒满汗水的乡土，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师父也已退休多年。但当年他陪我翻陡坡、过铁索桥，在办案之初为我充当“翻译”的一幕幕，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心底，成为温暖我从检之路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