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清正廉明之官，民间一般称为清官，书面语多称循吏、廉吏。历代正史中，勤政安民者多被载入《循吏传》。山西自古多循吏，其中不少人不仅以清廉传世，更以诗文明志，留下诸多清操自守的篇章。清代名臣于成龙，便是其中一位。清康熙帝曾称赞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可谓至高评价。于成龙为官不重禄位，不恋功名，其诗中处处可见淡泊之心。《秋吟·其二》写道：“漫夸解绶是何人，五斗安能强绊身。”《自叹》云：“久欲归林卧，岂为升斗牵。”《除夕·其四》更是无奈自白，在官只为度饥馑：“祈得麦新熟，平安报有年。家中莫怨望，拂袖此心坚。”为了升斗之禄暂且为官，等麦熟有了收成，便拂袖而去，但于成龙为官前不曾富有，为官之后也始终未曾“致富”。

　　山西历代廉吏中，同于成龙一样精于诗文者不在少数。

　　宋代阳城县令张之才，离任时作《辞汤庙》：“一官来此四经春，不愧苍天不愧民。神道有灵应信我，去时犹似到时贫。”金末曾短暂为官、写有“四壁萧然一木床”“诗情漫苦只能贫”等诗句的段成己，得知官员张子华完成使命后要回朝廷复命，遂作诗相送，盛赞张子华“今日不虚前日举，去时仍是到时贫”。更令人动容的是清代虞乡县令刘培元，离任时写下《将去虞邑告神庙》：“年余承乏邑初新，上愧皇恩下愧民。惟有寸心神可表，去时更胜到时贫。”这位县令任职年余，离任时竟比赴任之初更为清贫。

　　晚清名臣、学者徐继畬，更是家喻户晓的清廉爱民之官，其诗作《感怀杂咏》中有“读书未读律，常愧官声好”之语。罢官归里后，曾受聘前往平遥（原名平陶）超山书院设帐授徒，《初到平陶设帐闲吟学放翁体二韵》一诗写下了他的心声“早悟投闲有清味，罢官已悔十年迟”。徐继畬启程前往平遥时，五台知县余绍昶有诗相送，徐继畬和诗一首，有句为“但忧民瘼时披牍，一任饥肠自转轮。舆论他年传史笔，如公吏治合书循。”由此可知，余知县也是一位清廉之官。

　　山西循吏中精于诗文者，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经身居相位的宋代政治家、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不喜华美金玉，留下名言：“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身居高位后，依旧坚持“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秉持“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求多余之物。北宋中期，朝野奢靡之风渐兴，司马光写下家训劝诫子孙戒除奢华、谨身节用。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提出：“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朴使人寡欲，过度追逐物质，则容易成为拖累，乃至招致祸患。在《温公家范》中，他告诫世人，为子孙积攒丰厚钱财并非真正的慈爱；真正的传家之道，是以礼以德、尚廉尚俭，廉洁简朴的品德，才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

　　上述山西循吏，只是笔者闲读古人诗文时所见，不曾获知的循吏诗人，肯定还有不少。这些官员的人格与品质，可谓“纤毫不染”。究其缘由，或与读书修身、浸润传统伦理、常怀诗人赤子之心有关。清白为官、淡泊自守，既是山西古贤的风骨，亦是流传至今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