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陆运河上的野生动物生态廊桥。

图片来源：《广西日报》　徐天保摄

　　全国人大代表、建龙集团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焊培中心主任唐成凤：针对以往基建项目“先建设、后补救”的模式以及国土开发与野生动物栖息布局割裂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机场、铁路、公路、航道、水利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围堰、填海、围海等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应当避让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措施，消除或者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首席技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鹿新弟：在工程规划与环评阶段，所有基建项目必须提前排查区域野生动物分布、生态脉络走向，从工程谋划的源头守住生态边界，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工程割裂山林、草原，从根本上压缩人与野生动物因生存空间重叠引发冲突的概率。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同仁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夏吾卓玛：针对野生动物致害问题，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权责边界。一方面压实属地常态化前置防控责任，要求冲突高发区域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补齐群众自我保护法律空白，新增野生动物侵袭紧急避险免责条款。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对野生动物实行名录管理，定期论证评估，及时进行调整。有关部门建立跨流域、跨省市协同保护工作机制，依托不同地域生态底色与物种习性，因地制宜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迁徙廊道，拒绝“一刀切”建设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志强：生态环境法典搭建起源头前置防控、事中应急处置、事后权益兜底、全域协同长效治理“四位一体”的闭环法治体系，直面人兽冲突背后的现实痛点，把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冲突应急处置、群众权益保障、跨区域协同保护全部纳入法治轨道，为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筑牢坚实的法治基础。

图片来源：新华社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野生动物生态廊道等专为野生动物迁徙而设立的通道，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但是随着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活动范围持续拓展，空间资源争夺、致害补偿不畅等深层次矛盾也逐步凸显。今年8月15日，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专设野生动物保护章节，为人兽冲突化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刚性制度遵循。本刊特别邀请深度关注生态保护的5位全国人大代表，聚焦生态廊道建设管护、人兽冲突风险前置防控等关键环节，为以法治力量守护生态安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有益思考。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今年9月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始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由北向南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运河全线建成27座跨河桥梁，其中一座格外特殊，它就架在马道枢纽上游不远处，是一座专为野生动物迁徙而修建的通道桥。这座240米长的专属生态廊桥，是国内首座跨大型通航运河的野生动物生命通道，桥面分层覆土栽植本土乔灌、食源果树，专门弥补航道切割山林造成的生态断裂。桥上无车流、无人行，却是斑林狸、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进行迁徙的必经通道。

　　生态廊桥的建设标志着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中野生动物栖息权益愈发得到重视。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专设野生动物保护章节，将生态廊道建设、人兽冲突防控、致害补偿等举措上升为法定制度。近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黄超、鹿新弟、夏吾卓玛、王志强、唐成凤，以平陆运河生态廊桥建设为切口，剖析当下人与动物共处的现实矛盾，深度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带来的系统性制度变革，探索长效可持续的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治理路径。

　　现实矛盾交织

　　凸显人与动物共处困境

　　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干流与北部湾海域，宽阔通航航道将连片完整原生山林纵向割裂。斑林狸、豹猫、赤腹松鼠等小型陆生兽类涉水能力弱，贸然横渡河道极易遭遇船舶撞击、溺水身亡；长期地理阻隔更会阻断种群交流，造成近亲繁殖、物种基因单一化，持续拉低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

　　“在环评阶段，我们就特别关注运河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张寿龙说。

　　为此，平陆运河专为野生动物迁徙修建了一座通道桥。

　　与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通道桥桥面不铺沥青，只覆盖沃土。为了保证桥梁结构安全，工程师在底层铺上碎石和土工布，防止植物根部积水的同时，避免植物直接接触桥梁，影响结构安全。

　　不同动物有不同的习性，赤腹松鼠走“善攀爬动物通道”，豹猫、斑林狸走“地栖与爬行动物通道”，鸟类与昆虫走“多生物聚集带”。考虑到“动物心理学”，还特意营造了汇水点、堆石，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平陆运河上的野生动物生态廊桥并非个例。近些年，全国公路、铁路、水利、风电光伏等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工程，均配套落地差异化野生动物连通设施，结合区域特有物种、地形地貌打造适配性生态保护载体：在西南山区，四川九绵高速横穿野生大熊猫核心栖息地，配套多座生态天桥、地下兽道，完整保留大熊猫日常活动廊道；在黄土高原腹地，甘肃子午岭片区修建华北豹专属林地廊道，修复碎片化林地斑块，助力大型食肉动物拓展生存、捕猎空间；在青藏高原，国道347玛沁至花石峡段移植原生草甸、设置宽幅草原缓冲带，为藏野驴、岩羊预留迁徙通道；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特别设置612处动物通道，既保障了工程推进，又守住了生物多样性底线。

　　野生动物生态廊道的普及落地，标志着重大工程领域的生态保护思路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表示：“以往基建重效益、轻生态，野生动物保护只是事后补充；如今迁徙廊道成为工程刚性指标，生态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建设、验收，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全周期，打破了‘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旧思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首席技师、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鹿新弟认为，生态廊道可引导野生动物有序迁徙，消除航道、村镇双重安全隐患，构建工程、群众、生态良性共存格局，与此同时，生态缓冲、廊道规划前置至环评立项环节，从源头规避不可逆生态破坏，推动生态治理从事后修复转向源头管控。

　　但是，各类生态廊道虽能在物理空间上将人与野生动物适度分隔，减少二者正面相遇，却只能缓解表层冲突，无法彻底消解人兽共处背后盘根错节的现实矛盾。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同仁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夏吾卓玛生长在青海农牧区，对此有着切身感受：“随着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活动边界不断向村镇、农田、牧区延伸，多重治理痛点集中凸显。一方面，西北、高原区域野生动物常与家畜争夺草场饲草；群众遭受经济损失后，传统补偿流程繁琐、取证难度大、赔付周期长，不少农户维权无门。另一方面，人身安全风险持续加大，猛兽、野生兽类进村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基层群众始终心存顾虑。更为关键的是，以往相关法律法规未清晰划定群众自卫权责边界，群众遭遇野生动物袭击，即便采取正当自保行为，也担忧承担法律责任，缺少应对野外风险的底气。”

　　除此之外，配套设施长效管护缺位又衍生出新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志强指出：“生态廊道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野生动物栖息地被持续挤压带来的矛盾，但如果大量已建成廊道管护缺位，分流保护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剧人兽冲突。”

　　筑牢法治框架

　　构建人兽共生长效治理机制

　　历经三次审议，于今年8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多部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单行法律法规，专门设置野生动物保护专章，精准回应了代表们关注的人与动物共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建龙集团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焊培中心主任唐成凤表示：“针对以往基建项目‘先建设、后补救’的模式以及国土开发与野生动物栖息布局割裂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条形式压实建设单位生态保护主体责任，明确机场、铁路、公路、航道、水利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围堰、填海、围海等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应当避让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措施，消除或者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

　　鹿新弟补充说：“在工程规划与环评阶段，所有基建项目必须提前排查区域野生动物分布、生态脉络走向，从工程谋划的源头守住生态边界，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工程割裂山林、草原，从根本上压缩人与野生动物因生存空间重叠引发冲突的概率。像平陆运河生态廊桥一样，针对性设计迁徙廊道、生态缓冲带、植被修复区，从源头落实‘工程让路生态’，杜绝先建后补、边建边毁。此外，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了因保护濒危、珍贵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令夏吾卓玛欣慰的是，针对野生动物致害问题，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权责边界。一方面压实属地常态化前置防控责任，要求冲突高发区域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通过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强化监测预警、开展防护知识宣传等，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补齐群众自我保护法律空白，新增野生动物侵袭紧急避险免责条款——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从而彻底打消群众“自保误伤保护动物被追责”的后顾之忧。此外，生态环境法典对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野外放归作出标准化规范，要求各地规范建设野生动物救护站点，野外放归活动不得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破坏区域原有生态平衡。

　　黄超表示：“从平陆运河上的生态廊桥可以看出，野生动物的保护已不再局限在旗舰珍稀物种，中小型野生动物逐渐受到重视。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对野生动物实行名录管理，定期论证评估，及时进行调整。有关部门建立跨流域、跨省市协同保护工作机制，依托不同地域生态底色与物种习性，因地制宜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迁徙廊道，拒绝‘一刀切’建设模式。”

　　“总的来看，生态环境法典搭建起源头前置防控、事中应急处置、事后权益兜底、全域协同长效治理‘四位一体’的闭环法治体系，直面人兽冲突背后的现实痛点，把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冲突应急处置、群众权益保障、跨区域协同保护全部纳入法治轨道，为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筑牢坚实的法治基础。”王志强告诉记者。

　　延伸治理触角

　　打通法律落地“最后一公里”

　　完备的法治体系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坚实后盾，但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只是系统性生态治理的全新起点。完善的制度框架已经成型，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我国人兽冲突地域差异显著、现实场景复杂多元，若缺少配套制度支撑，廊道管护、致害赔付、基层防控等工作极易流于形式，唯有细化落地举措，才能让纸面法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治理实效。”鹿新弟建议，要加快出台生态环境法典配套实施细则与地方性法规，细化执法司法标准，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重大工程带来的栖息地割裂，是人兽矛盾产生的重要诱因，平陆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的实践，印证了生态廊道在维系物种迁徙中的重要价值，但某些廊道“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黄超建议，依托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推动出台全国统一野生动物廊道建设国家标准，明确廊道选址、植被营造、红外监测、日常运维全套技术规范，填补行业标准空白；细化生态廊道、生态缓冲带、植被修复区长效管护权责清单，厘清工程建设企业、属地林业部门管护责任，落实稳定运维资金，配齐植被养护、设备检修、常态化巡护专职队伍，杜绝廊道“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况发生；健全“林长＋检察长”协同监督机制，积极发挥人大监督、检察监督作用，对挤占、损毁、废弃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的建设主体，依法追究生态责任，倒逼企业落实生态保护主体责任。

　　黄超进一步提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关于重大项目生物多样性专项审查制度，把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核查作为环评硬性门槛。

　　在公路、运河、水利等线性工程规划阶段，就要同步开展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做到生态连通设施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建立跨区域生态廊道台账，对已建成工程开展生态保护“回头看”，对栖息地割裂风险突出的既有项目，分批补建、改造生态防护设施，避免生态廊道沦为“景观工程”，真正打通野生动物迁徙的生命通道。

　　群众人身财产受损补偿，直接关系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群众基础。夏吾卓玛和王志强均高度关注相关配套落地举措，他们一致认为，生态环境法典将致害补偿作为刚性条款，有效夯实群众权益保障根基，但补偿标准、赔付流程、赔付形式仍需细化完善。夏吾卓玛建议，在连片农田、近郊村落统一布设低成本生态物理防护设施，标准化推广电子预警围栏、红外声光驱离设备，从空间上隔离人与野生动物高频接触。此外，健全联合巡护机制，整合护林员、基层派出所、农业技术站力量，结合红外监测预判野生动物觅食、迁徙高峰，提前下沉村居开展疏导、警示防控，将野生动物致害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王志强表示，致害补偿方面，可以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推广野生动物致害政策性保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倾斜力度，简化现场取证、定损、理赔流程，实现群众损失快速赔付。

　　在唐成凤看来，法律法规的落地生根，离不开基层群众的理解与配合。她补充道：“生态环境法典为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筑牢了坚实法治保障。但法律条文要走到群众身边，还面临现实难题：不少群众知晓应当保护野生动物，却并不清楚自身遭受野生动物侵害时该如何维权。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宣传上持续发力，把法典的专业条文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通俗语言，既要讲清野生动物保护的义务与意义，也要把受损上报、理赔途径全流程讲细讲透，让群众既知保护之责，亦懂维权之道，保障法律规定真正落地落实。”

　　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要激活全社会的保护力量。鹿新弟建议，在社会共治层面，应该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生态环境信用监管与举报人保护制度，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生动力，解决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参与度不足的问题，补齐社会参与机制短板。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均表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不是依靠一部法律就能自动实现，须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从完善配套立法、规范生态工程建设，到筑牢物理防护屏障、做实致害权益保障，再到深化基层普法、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在守护野生动物、筑牢生物多样性屏障的同时，切实维护好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镌刻在广袤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