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在唐代被凝结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智慧，深深融入当时的法律体系中。唐代法律的完善不仅在于条文严密、刑罚适中，更在于它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在维护大一统的前提下，为不同的风俗、习惯乃至部族法留下生存空间，为我们构建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化外人相犯”：法律适用的弹性空间

　　谈及唐代法律中的民族治理智慧，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唐律疏议·名例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律文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学界多将这一条视为我国古代处理涉外法律冲突的准据法，有观点将“化外人”等同于“外国人”。然而，若将“化外人”的范畴局限于外国人，未免窄化了唐律的立法本意与治理价值。笔者认为，“化外”之“化”，核心在于“教化”，指未受唐朝礼乐政教直接管辖的区域与人群。因此，“化外人”不仅包括高丽、天竺等域外之民，也涵盖部分与唐王朝关系疏远，或虽内附但保留较强独立性的突厥、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

　　唐律的“疏议”对此解释道：“‘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这里的“蕃夷之国”，既可指域外政权，也可指那些“别立君长”、拥有自治权的边疆部族。将这部分少数民族纳入“化外人”范畴，体现了唐律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务实与灵活。当同一部落或民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同类自相犯），允许其“各依本俗法”解决，这既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尊重，也避免了因文化差异和强制干预可能激化的矛盾。贞观年间，桂州羁縻州的黄峒蛮首领因田界纠纷杀人，朝廷便依据“化外同类相犯”的原则，令其“依峒规断之”，最终该首领“输牛十，徙边峒”，纠纷得以平息。这是一种降低治理成本、维护边疆稳定的策略，其背后正是“和而不同”的治理哲学。

　　羁縻州：因俗而治的制度实践

　　如果说“化外人相犯”是法律适用层面的原则性规定，那么“羁縻州”制度则是这一原则在行政与司法层面的制度化实践。羁縻州是我国古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特殊行政区划，通过在归附部族聚居地设立都督府、州等建制，任用土著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等职，保留原有统治机构与民族习惯。

　　这一制度成熟于唐代。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如何安置数十万降众成为朝议焦点。有大臣主张将他们迁入内地，“散居州县，教之耕织”。但时任宰相的温彦博等人认为，此举“乖违物性”，强行改变他们的游牧习性，反而不利于部族安定。最终，唐太宗采纳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建议，在其故地或内迁地设置羁縻州府，任命其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且“皆得世袭”。这一制度设计是基于现实考量的务实选择。许多内附的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截然不同，难以直接纳入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州县管理体系。设立羁縻州，允许其“听用本部法”，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正是“顺其土俗”的体现。这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一种间接治理模式。

　　调解与融合：律文之外的柔性智慧

　　除了律条规定和制度设计，唐代在处理纠纷时，还展现出一种超越律文的柔性调解智慧。这种智慧不追求非黑即白的判决，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矛盾，促进融合。

　　天宝年间，安西都护府曾处理过一起粟特（西域古国之一，位于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商人与汉族女子的婚姻纠纷。有汉民控告粟特商人“诱拐”其女，但经查，双方确有婚约。唐廷并未简单依唐律或胡俗来判定婚姻无效，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一方面，承认婚姻的有效性，尊重粟特人的婚俗；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补办符合唐制的婚书，“不得以蕃俗诬唐法”。这一判决，既维护了唐朝的法律尊严，又照顾了胡人的风俗习惯，巧妙地弥合了文化冲突，堪称“和而不同”的典范。

　　这种调解理念，也体现在对地方性立法的尊重上。唐律《杂律》规定，每年特定时节禁止烧荒，以免损毁庄稼。但同时又考虑到“北地霜旱，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允许各地“各依乡法”。这意味着，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可以根据本地的气候和生产习惯，制定变通的规定。这种对地方风俗习惯的尊重，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感。

　　唐代法律中的和而不同是一种充满务实精神与包容胸怀的治理智慧。它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试图在法律框架内为差异留出空间，通过“同类自相犯，各依本俗法”的司法原则、“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羁縻州制度以及灵活务实的纠纷调解，将多元的民族与文化巧妙地融合于一个共同体之内。这种智慧，核心在于“和”，即追求和谐、稳定与统一；方法在于“不同”，即尊重并包容多样性。真正的统一并非消灭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在多元之上构建一体。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既要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也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与文化传统，如此方能铸就一个更加稳固、更具活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本文系2026年度重庆市教委基地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机制研究”（26SKJ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