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东汉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举荐桓谭任议郎、给事中。然而，光武帝每次举办宴会时都让桓谭弹琴，演奏他喜爱的音乐。宋弘听说后便对当初的举荐感到后悔。他特地将桓谭召入家中，责备他道：“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桓谭于是磕头请罪。此后，光武帝召集群臣聚会，又让桓谭弹琴。桓谭见宋弘在场，举动失常。光武帝追问原因，宋弘便离席脱帽请罪道：“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光武帝由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再让桓谭担任给事中了。

　　这则故事起因于音乐演奏。桓谭因音乐演奏被训斥、免职，甚至险些被治罪。按照皇帝的要求演奏其所喜爱的音乐，何以引起如此大的风波？难道对于某些音乐，皇帝也应当闭耳不闻吗？答案是肯定的。桓谭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原因在于他演奏了“郑声”。那么，何为“郑声”，统治者又为何不应听闻“郑声”？

　　“郑声”往往与“卫声”并提为“郑卫之声”或“郑卫之音”，指春秋时期继承了商代音乐传统的郑国和卫国地方音乐。郑卫音乐与祓禊、社祭等商代遗风中的音乐元素有着深厚渊源，风格热烈奔放、生动活泼、富有浪漫气息，内容多反映风俗活动中男女聚会的热闹场面，含有不少表达男女爱情的歌曲。相对于传统的西周雅乐，“郑卫之声”是当时新乐的典型代表，曾经兴盛一时，甚至被精通音律、喜好音乐的魏文侯、齐宣王等君主所推崇。后世便以“郑声”泛指所有与雅乐相对、偏重娱乐性的世俗音乐。

　　这种广受喜爱的音乐又为何不可听呢？孔子的弟子子夏给予了解释。他指出，以郑卫音乐为代表的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獿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除此之外，他还对当时流行的若干种新乐作出严厉批判，认为“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这些使人心志放纵、消沉、烦乱或傲慢的音乐，不利于人们培养崇高的道德修养，也不能传达和颂扬先王之道，因此儒家士人认为统治者不可听闻这些音乐。时至东汉，“郑声”也许早已变了曲调，但是在宋弘看来，桓谭所奏之乐从性质上讲无疑是春秋时代“郑声”的再现，皆是害德之乐。

　　既然“郑卫之声”不可听，那么何种音乐又是可听的呢？子夏的答案是能够称颂先王之道、修养德行，使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各守其序，有助于国家得到良好治理的古乐，即当时的雅乐。这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礼乐思想。所谓音为“生于人心者”，乐为“通伦理者”，“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记·乐化篇》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可见，在礼乐思想里，音乐承载着维护周礼所构建的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其作用在于感化人心。随着朝代更迭和社会发展，雅乐多有变迁，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西周时期的曲调，但音乐维护礼制秩序的功能大体不变。也正因此，在“礼法共治”的传统社会，音乐一直以来被视为重要的治理工具。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末年，“郑声”兴盛，黄门署中知名乐人在当时声名显赫，外戚富贵之家奢靡放纵，甚至与皇帝争夺歌舞乐伎。汉哀帝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颁布诏令，指出“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要求废除乐府官，别条上奏郊祭乐和古兵法武乐；同时批准裁减乐工、废除不合经典的音乐及“郑卫之声”。

　　在衰败之世，统治者尚且注重对“郑卫之声”的治理。在昌盛之世，统治者亦严加防范“郑卫之声”败坏风俗。为改变浇薄之风，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14年）颁布敕令以禁断女乐。他总结了自隋末以来典制残缺、风气颓靡的现象，即“征声遍于郑、卫，衒色矜于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寖以为俗”，进而指出“眷兹女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要求“自今以后，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严加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长官。务令杜绝，以称朕意”。

　　统治者除了禁止“郑卫之声”外，还积极制定、推行雅乐。比如，周世宗显德年间曾命中书舍人窦俨审订雅乐，编集《大周正乐》，又命枢密使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宋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年）颁布诏令寻访通晓雅乐的人士，强调“礼生于人心，通于国教，惟雅乐之作，乃治道之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颁布诏令，指出“自今赐宴辟雝，宜用雅乐”；政和三年（1113年）再颁诏令，高度赞扬大晟雅乐“无惉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缴绎之美”，要求尚书省制定具体措施和法令予以推行。

　　地方官员亦通过音乐施行教化。孔子的弟子子游任武城宰时用音乐教化百姓，以至孔子进入武城便能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对此给予了肯定。汉昭帝时，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仪、喜好教化，在春秋乡射时总是“陈钟鼓管弦”。唐玄宗时，裴耀卿在《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中回忆道，他在地方任职时曾率领所辖各县官员向百姓劝导行礼，当乐歌唱及孝子奉亲、万物遂性的道理时，有人感动落泪。他由是感叹人心是可以被感化的，建议重要州府选拔音乐人才赴太常寺学习雅乐，令邻近州府传习演练，以达到匡正风俗的目的。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乐与礼难以分割。乐比礼的言辞说教更易深入人心，甚至还能弥补礼之不足，以柔化的方式宣扬仁德，正所谓“移风易俗，成孝敬而厚人伦，快耳娱心，感鬼神而通教化”。古人强调以礼乐教化人心，因此承载儒家价值追求与社会理想、合乎礼制的雅乐注定占据着传统音乐体系的正统地位，而更具娱乐性质的“郑卫之声”也就自然被排斥了。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