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刑部》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至大三年（1310年），庐陵县（今江西吉安）人周九一，伙同他人掘开伯祖周左藏的墓，盗取了墓中的陪葬财物。被抓捕后，周九一供述，因为家贫，他此前还盗掘过祖母沈氏的墓，曾被官府治罪。后又前去盗掘姑婆周氏小娘的墓，但未能得逞。至大三年七月十九日夜，他与数人“锄掘周左藏坟墓成窟，用手揣捡得银唾盂等一十二件，及黑漆犀皮镜匣等物，不曾移动骸骨”。官府审理认为，周九一虽不曾遗弃祖先尸骨，但他作为周氏族孙，“三次偷掘祖宗坟墓，劫取财物，原其所犯，灭绝天彝，情理深重”。虽然幸遇大赦，但也须施以刺字刑罚，而且其行为已构成十恶之“恶逆”，遂判其不得再居故土，须徙辽阳肇州屯种。

　　元代的这起案件及其裁断，直观反映出我国古代法律规制一般盗墓行为的逻辑与特色。

　　发冢，即盗掘坟墓。从秦代开始，这一行为就被视为严重犯罪。岳麓秦简载有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前后的一则案例：罪犯达、禄、莳共谋“埱冢”（即发冢），掘开墓葬并取走随葬品，猩和收购赃物的敞二人参与分赃。官府分别判处猩、敞以黥城旦、耐鬼薪之刑，达、禄、莳则因筹谋并实施“盗埱冢”，被另外论罪。由该案可知，秦时已将“分赃行为”与“盗掘行为”分别定罪，且谳狱文书中提及“冢已彻”，说明秦时可能已以掘开坟冢作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将“盗发冢”与杀伤人、略卖人口等重罪并列，科以磔刑，足见汉代对“盗发冢”行为的严惩。北魏文成帝时期，也曾下诏“穿毁坟陇者斩之”。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中对发冢犯罪作出更为系统、明确的规定：“凡诸发冢者，加役流；（发彻即坐。招魂而葬，亦是。）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清晰界定了不同阶段的发冢行为的治罪标准。所谓“发彻即坐”，指凡掘开坟茔者，不论是否窃得财物，均构成犯罪，处加役流。即使是“招魂而葬”的衣冠冢之类，只要构成“发彻”，也同样治罪。如果打开了棺椁，则处绞刑。如果有发冢行为，但未发掘至棺椁，即尚未“发彻”，则处徒三年。唐律的规定被此后历代所沿袭。

　　可以看出，古代法律对盗墓行为的定罪，核心在于该行为是否对墓葬的物理完整性造成侵犯，而非单纯以获得赃物多寡或损害结果为依据。那么，古人为何对盗墓行为治罪如此之严呢？

　　《礼记·中庸》有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敬事祖先是传统丧葬文化的核心。自先秦以降，伴随着祖先崇拜与礼制文化的发展，我国古代逐步形成重视死者安宁及保护坟茔陪葬物完整的观念。墓葬及其附属物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和生活用具，自然不能侵犯。

　　礼要求人们“尊尊”“亲亲”，因此孝子贤孙理应保护尊亲长安葬之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人们不仅要尊敬自己的祖先，也要尊敬他人的祖先。事死如生，斯人虽已逝，但其尊严并未消失，所以仍须以与对待生者相同甚至更高的敬畏之心来对待死者。盗发坟冢不仅破坏一个家族的尊严与利益，更严重破坏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礼制核心。在这一思想下，法律要保护的客体首先是礼仪秩序与死者尊严，其次才是陪葬财物。正是基于此逻辑，古代法律严厉打击发冢行为。

　　如果有不肖子孙盗掘自家祖坟，则其性质的恶劣程度又更超一般的发冢行为。唐律规定发冢罪的定罪量刑已经体现对亲属关系的考量。律疏指出：“尊长发卑幼之坟，不可重于杀罪。若发尊长之冢，据法止同凡人。”也就是说，如果尊亲长发掘子孙卑幼之冢，罪责可因亲属关系减等，相对较轻。而卑幼如果发尊亲长之冢，则是以卑犯尊，以幼凌长，严重悖逆人伦，故法律严惩不贷，不因亲属关系减等。

　　周九一盗掘祖坟案中，周九一屡次盗掘自家祖坟，所以法司认为其“灭绝天彝，情理深重”，因此虽逢大赦仍要刺字。并且，子孙盗掘祖墓被认为“既犯恶逆”。“恶逆”乃古代“十恶”重罪，多指子孙卑幼以卑犯尊，殴打、谋杀或杀害尊亲长的行为。周九一盗掘祖坟，虽不是直接伤害尊亲长身体，但盗掘祖坟、窃取祭器是对先人尊严的极大亵渎，悖绝人伦，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对在世尊亲长的暴力侵害。所以法司要以“恶逆”罪名处其迁徙屯种之刑。

　　当代司法实践中，子孙盗掘祖坟是否构成犯罪，其判定依据已超越传统礼制、伦理范畴，而系于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2005年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被盗，主犯吕富平即为吕氏后裔。与古代主要依据血缘、尊卑关系作为判定标准不同，当代有更为清晰的法律依据。经鉴定，被盗吕氏家族墓地属于北宋时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墓葬群，符合文物保护法中关于“古墓葬”的认定标准。吕富平虽为家族后人，但其擅自发掘、盗取文物的行为，已非家族内部事务，而是对国有文物的非法侵犯。2006年，西安市中级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与传统司法中对发冢行为的治罪不同，该案的核心在于，古墓葬在当代不再依附于宗族私权，而是基于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由国家依法保护。

　　古今之变，更为深刻。古代立法的依据，主要植根于礼制伦理、孝道观念和宗族秩序等，定罪说理亦常借助“天理”“人情”等抽象概念。而现代文物保护法及刑法相关条款，以科学定义明确了“古墓葬”的认定标准，并确立了国家所有权属，突破了传统宗法伦理的局限，不仅为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古墓葬提供了法律武器，更为守护民族记忆、赓续中华文脉奠定了法治基础。在法治护航下，文物所承载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正在充分彰显，成为滋养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重要源泉。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