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重器》中，面对多起证据存疑的案件，司法人员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有罪推定”，还是“疑罪从轻”，抑或是“疑罪从无”？他们的每一次抉择，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伴随着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理念逐步迭代更新。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修，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疑罪从无”原则由此正式进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疑罪从无建立在无罪推定、国家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权利保障等现代法治理念之上，中国古代自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制度。但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罪与非罪难以确定时，司法应当如何处断、又该如何避免刑罚伤及无辜，却是中国古代司法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慎断疑狱、防止冤滥是中国法律文化中一条绵延久远的传统。

　　《尚书·大禹谟》有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罪名有疑时应该从轻判定，与其错杀无辜，宁可承担执法失之于宽的风险。《尚书·吕刑》又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的记载，判处五刑、五罚而有疑问的，应从轻处理。自“罪疑惟轻”始，如何在惩治犯罪与避免冤滥之间作出选择，逐渐成为传统司法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真正把这一慎疑理念进一步法典化的，是《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何谓疑罪？律注的解释是：“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用今天的话来说，大致有三类情形：一是有罪与无罪的证据、理由势均力敌、两可难断；二是赃证形迹看似可疑，却无其他证据；三是虽有传闻证人，事情本身却并无可疑之处，“之类”则涵盖其他形迹可疑而查验无实的兜底情形。疏议一言以蔽之：“事有疑似，处断难明。”值得注意的是，唐律所谓的“疑”，并非司法官主观上的犹豫，而是案件证据尚不足以形成确定判断。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定罪证据“确实、充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二者制度基础固然不同，却触及同一个司法难题：有证据并不等于足以定罪，若证据之间仍有无法合理排除的疑问，就不能把“可疑”当作“有罪”。唐律对疑罪“从赎”而非宣告无罪，与现代“疑罪从无”自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代律条中明文规定疑罪不处实刑，仍体现了防止冤滥的慎刑理念，也使“罪疑惟轻”从一种价值理念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法律规则。

　　唐律不仅承认案件本身可能存疑，也承认司法官对同一案件可能形成不同判断。《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参与审理的官员执见不同，可以议律论情、各申异见，但异议以三次为限。裁断中的分歧并不被强行消除，司法官认为案件仍有疑问，可以公开保留自己的判断。这种制度化的“异议权”，与今天合议庭将少数意见记入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机制遥相呼应。允许司法官公开保留对案件的疑问，使慎断疑罪不再完全系于办案者的个人自觉，也为防止疑案仓促定罪留出了程序空间。

　　与“疑罪从赎”相对应，唐律同时规定，在证据足以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断狱并不一味依赖被告人的口供。《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也就是说，只要赃证、情状明白，案件事实已到“理不可疑”的程度，即使被告人拒不认罪，也可以依证据定罪。在传统司法高度重视口供的背景下，这一规定对单纯依赖口供定罪形成了重要限制。证据有疑则慎断，证据确实则据证而断，二者共同的目的是尽可能防止冤错案件。

　　明清时期，法典中不再保留“疑罪从赎”的专条，对疑狱的审慎更多转为程序上的控制。其中颇具特色的，是清代对各省上报的斩监候和绞监候案件进行会审的秋审制度。斩、绞监候案件先由州县审理，然后将案犯清册逐级报送给知府、按察使。每年二三月间，按察使司分别拟定处理意见，报给督抚。督抚在收到相关材料后会进行复审。审理完毕后，各省督抚将所有斩监候和绞监候案件的简单记录，汇集到一个题本内上奏皇帝，同时将副本抄送刑部。刑部堂官拟定意见后，会先将案件材料及刑部意见送给秋审会审的官员查阅。准备工作结束后，秋审大典正式举行。会审时，刑部书吏简单宣读案情后，参审官员就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有异议的官员可直接就该案上奏皇帝。会审后，刑部代表全体参审官员将各省案件分别向皇帝奏报。若是情实，应当将犯人马上处决，但还需经过勾决程序，这一程序由皇帝完成。从唐律以专条直接规定疑罪如何处断，到清代以多重审转不断发现、纠正案件中的疑问，虽有不同，背后体现的却都是慎重定罪、防止冤滥的司法传统。

　　清末修律以后，无罪推定等近代刑事诉讼观念开始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疑罪从无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体现“疑罪从无”理念的条款正式入法，被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在立法阶段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对于经过二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即“存疑不起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的机制不断健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疑罪从无”进一步从法律条文落实到刑事司法的全过程。

　　法律之所以为重器，不仅因为它能惩恶，更因为它能在证据存疑时，让司法人员克制惩罚的冲动，这大概就是《重器》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重器之重，不在雷霆万钧，而在落槌之前，那多一秒的迟疑和坚守。

　　（作者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张鑫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德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