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李晓军

　　在重庆市北碚区，有一对失独老年夫妇：妻子重病卧床、完全失能，丈夫年事已高，独自一人24小时照护老伴。两位老人没有子女，也没有近亲属可以依靠；请不起护工，照护随时可能断档。更让他们忧心的是，一旦其中一人突发疾病，会面临无人签字、代办、兜底的难题；倘若一方失能或倒下，另一方也将失去照料依靠。

　　如今，这对夫妇的心结被解开——在北碚区的意定监护试点中，当地为他们免除公证、签约、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一份按照“一人一策”定制的监护协议，把生活照护、医疗决策、财产管理、身后事项等全链条权责写进法律文本，让一家人的口头托付，成为受法律保障的承诺。

　　这样的需求并不在少数。《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600万。2023年，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北京市老龄协会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接近80％的老年人担心突发疾病或遇到意外情况时，无人料理紧急医疗救治、身后事等相关事务，也担心未来的生活照护问题。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民法典确立的意定监护制度，为老年人按照自己意愿选择晚年照护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操作细则、登记平台、监督机制、专业组织培育等配套制度逐步完善，意定监护将从更多人的“可选项”，真正变成应对失能老年人照料的“基础设施”。道路正在铺展，但要真正走通，仍须跨越认知、主体、程序、监管四道关。

　　认知关

　　很多人没听说过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凯欣长期专注于意定监护的法律实践。她近日经手的一例咨询中，一位50岁出头的单身独居女性，早年离婚、没有孩子，父母年近八旬、身体欠佳。有段时间两位老人轮番住院，作为独生子女的她两头奔波、疲惫不堪，萌生了办理意定监护的想法。在同城表妹愿意担任监护人后，这份托付在2026年9月3日正式完成公证。

　　个案在增多，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定监护仍是“陌生词”。采访中，不少失能老年人对记者说：“从没听说过这个词。”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韶华向记者分析，意定监护在实践中运用较少、普及率不高，原因之一在于，受传统社会文化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于晚年失能后的监护问题考虑较少，更不用说意定监护；原因之二是宣传不足，虽然意定监护制度已在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所规定，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公众对其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刘凯欣在执业中有同样的感受：“来咨询遗嘱的客户里，知道意定监护的不到一成，真正办理过的更是凤毛麟角。”她分析，普及率低，是“认知—需求—信任—服务”四重障碍叠加的结果：认知上，多数人没听说过，或把意定监护与遗嘱混为一谈，认为“我立了遗嘱就行了”；需求上，总觉得“还来得及”“病了再说、孩子会管”，缺乏前置规划的意识。

　　主体关

　　合格监护人难寻

　　意定监护最关键的一环，是找到愿意且能够履职的监护人。

　　刘凯欣说，“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务中普遍的痛点。她在调研中发现，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我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还有年轻人问“我朋友愿意帮忙，但医院认吗”。

　　在刘凯欣看来，选人比写条款更重要。她建议，监护人可对照“信任度、能力、稳定性、地理距离、无利益冲突、本人意愿”六项标准挑选，尽量避开有赌博等不良习惯或与自身财产有重大利益冲突的人选，并设置备用监护人，防止第一监护人先失能、失联或死亡导致协议落空。

　　对于“托付给谁”这个问题，社会力量正在补位。2020年，全国首家以社会监护服务为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在上海市闵行区成立；北京市在东城、西城等四城区开展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

　　不过，刘凯欣坦言，目前这类专业监护机构数量少、收费高、标准不一，普通人难以触及，专业监护组织的培育与供给仍显不足。

　　田韶华建议，应探索培育和发展专业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明确此类组织的准入资格、履职要求、监护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法定监护、意定监护以及监护监督中的作用。

　　程序关

　　协议可能不被认可

　　签下协议，只是第一步。受访专家指出，要让更多协议真正“接得住”托付，还取决于统一细则、登记备案与效力认可等程序环节。

　　刘凯欣把意定监护比作一条高速公路：“入口”（签协议）已经修好，“出口”（医院、银行、房产中心认可）和“服务区”（监督、救济、变更）还有待完善。她坦言，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操作细则和登记平台，“监护人拿着上海的公证书去外地银行办事，可能不被认可”。

　　刘凯欣注意到，第三方机构的不认可，是实务中的“老大难”：医院只认“家属”、银行只认“本人”、房产交易中心要求“判决书”。

　　有地方正在为打通这些“梗阻”努力。记者了解到，上海已着手建设市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息归集查询平台，集纳公证机构办理的意定监护公证、民政部门或村（居）委会见证的意定监护协议以及人民法院相关判决、裁定，为跨部门核验提供基础。

　　刘凯欣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协议示范文本，并同步明确监督人的选任、职责与法律责任，让协议有章可循、监督有责可追。明确医院、银行、养老机构等第三方的核验义务，打通部门间数据互认。在上海等地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意定监护登记与查询平台，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便于核验，挤压虚假与滥用空间。

　　监管关

　　如何防止托付“变味”

　　把晚年的人身与财产权益托付给他人，如何防止托付“变味”？受访专家指出，答案是监督机制。

　　田韶华强调，意定监护的本质是将自己失去行为能力后的人身、财产权益托付给他人，一旦所托非人，已丧失行为能力的委托人往往无法再对受托人进行监督，这就加大了被监护人权益被侵害的风险。

　　她建议，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督体系：事前将公证作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的重要环节，由公证机构把关确认委托人的真实意思，通过精细的条款设计明确监护人的行为边界，及时识别并消除可能存在的监护风险；事中由监督人对监护人是否依法依约履职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应构建私力监督、社会监督与公力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在允许委托人依其意愿选任监督人的同时，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基层社会组织、公证机构的监督作用，并大力培育专业监督组织。

　　“特别是要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划分，细化监督措施。”田韶华说。

　　在刘凯欣看来，守护“真实意愿”，要靠“选对人、走程序、细条款、分事钱、时更新”的组合拳：条款上，用“权限细化”代替“全权负责”，医疗的日常决策可由监护人直接决定、重大手术需经监督人同意或按预嘱执行，财产的大额处分需监督人书面确认；资金安排上，让监护人“管事”不“管钱”，或“管钱有上限”。

　　她举例说：“上海市卢湾公证处办理的‘老养残’案件中，老人将存款公证提存，每月由公证处直接向养老院支付费用，就是‘人财分离’的较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