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写的一组词和绝句。也正是这一事件，迫使宋江最终走上梁山。闲居的无为军通判黄文炳将其定性为反诗并抄录，报知江州知府蔡得章（蔡九），又将市井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拆解为“宋江”二字，与反诗相互印证，以坐实宋江的罪名。宋江被救后屡屡痛骂黄文炳陷害自己，却从不正面回应题诗的深层意图，反而多次向梁山好汉复述童谣，引得李逵直呼“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

　　质言之，宋江等人的行为需要各种方式的合法性论证，否则“承接天命”以及后续的“替天行道”便无从谈起。而作为赋闲官员的黄文炳，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他不认为宋江如酒保所说题诗是“酒后疏狂”，而是认定宋江有谋反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宋江与众人谈及此案时，只痛恨黄文炳“无中生有，要害我们”“在知府面前胡言乱语”“撺掇知府”，通臂猿侯健也说黄文炳“心里只要害人”，但宋江从未指责江州知府断案于法无据，枉法裁判，滥杀无辜。种种说辞，恰恰从侧面印证了黄文炳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假若黄文炳看破不说破，未向知府告发，是否会承担责任？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制定保甲条制，规定同保之内若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八类重罪，同保人知情而不告发者，依伍保连坐法治罪。谋反属于十恶重罪，远比上述八类罪行严重，知情不举者罪责更重。对黄文炳这类身在地方的官员而言，知晓案情而不告官，反受牵连。当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些情节也可视为作者的叙事技巧——通过或明或暗的细节铺垫，为后续梁山好汉劫法场、对抗官府的行为，铺垫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

　　作为江州知府，蔡九升厅“叫唤两院押牢节级过来”，命戴宗等人即刻捉拿宋江。宋江“诈作疯魔”，仍被捉回州衙。知府唤来管营、差拨问明情况，确认宋江系装疯后，“唤过牢子狱卒，把宋江捆翻，一连打上五十下”，宋江最终招供。蔡九“明取了招状，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里收禁”。黄文炳劝告：“此案是国家大事，须星夜上报京师，不可迟疑。”其后戴宗为救宋江向梁山泊送信，带回伪造的蔡京回信，被黄文炳识破，戴宗也因此被定为同党，与宋江一同打入死牢。至此，黄文炳认定宋江等人“通同造意，谋叛为党”。蔡九则打算“成了招状，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次日，蔡九吩咐：“快教叠了文案，把这宋江、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一面写下犯由牌，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犯由牌上写明：宋江“故吟反诗，妄造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斩”；戴宗“与宋江暗递私书，结勾梁山泊强寇，通同谋叛，律斩”。

　　犯由牌上的“律”即《宋刑统·贼盗律》中的“造妖书妖言条”和“谋反逆叛条”。按律，造妖书妖言罪的最高刑罚为绞刑，谋反、谋叛则属十恶重罪，适用极刑。纵观宋江前后的言行，蔡九将宋江判为造妖书妖言罪和谋反罪，将戴宗定为谋叛罪，并无不当；处以斩刑，亦符合律条规定。然而，蔡九对宋江反诗案的处理过程是否完全合法呢？宋代有拷讯之法，允许严刑逼供，取得口供。据《宋刑统》“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条规定，“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蔡九先传唤管营、差拨核实案情，确认宋江诈疯，然后严刑拷打，制作口供，符合“程序”。而“叠了文案”“供状招款粘连”“写下犯由牌”等文书制作细节，也表明该案有完整的司法文书与备案，并非草草结案、草菅人命。

　　但该案的司法程序并非全无瑕疵。宋代州府对死刑案件仅有初审权，定罪后必须上奏中央核准，行刑前还须履行死刑复奏程序。据《宋刑统》“决死罪”条规定，一般死刑案件须三复奏，但“若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复奏”。宋江题写反诗，从妖言上升为谋反，亦须上报京师。蔡九虽声称“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但案中黄孔目禀称国家忌日、中元节不可行刑；而律法同时规定，恶逆以上重罪不受行刑时日限制，宋江一案显然不在“禁刑”之列。黄孔目知其一而隐其二，蔡九也未加细究。这些细节都表明，此案的审理在程序上亦存在不规范之处。

　　当然，文学创作有别于真正的司法实践。读者常因作者的叙事技巧而代入梁山好汉的视角，继而憎恶黄文炳，质疑官府。但若从政治判断与法律适用的双重维度分析，不难发现，黄文炳固然有害人之举，但并非如宋江所说的“无中生有”，蔡九固然听信黄文炳的分析，断案也有瑕疵，但整体仍在宋代司法框架之内。

　　《水浒传》本就是一部充满矛盾与复杂性的小说。经典的复杂性决定了阐释的开放性，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解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阐释。正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法眼看水浒，既是旧学商量，以个案探究水浒到底讲不讲法，也是新知培养，深化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关系的认识。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