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山关风景区。

草坪红军桥。

记者聆听村民讲述其家人的拥军往事。

遵义市汇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木质栈道整改情况开展跟进监督。

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到1935年）

毛泽东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

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这是长征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血战过后，中央红军来不及休整——新的生死抉择便摆在眼前：队伍，该往哪里走？中国革命，又该往哪里去？

　　同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面对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转而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挺进。

　　这一转，为危局中的红军打开了新的空间。从此，云贵高原连绵起伏的青山之间，铺展开一面面红色的旗帜。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从江西、福建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再到贵州，山，几乎成了红军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严峻的敌人。在一路穿行于连绵群山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词中有山，却不只写山。那一座座“离天三尺三”的高山，是红军脚下真实的险阻，也是长征路上接踵而至的艰难考验。然而，在毛泽东同志的笔下，山愈高，愈见攀登者的胆魄；路愈险，愈显前行者的坚韧。三首小令，不仅写出了万山奔涌的形态，更写出了红军在千山万壑间磨砺出的豪情——山挡在前面，就翻过去；困难横在路上，就闯过去。

　　黎平县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县。这里紧靠湖南，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草坪河横亘在行军道路上，河水湍急，难以徒步涉过，让战士们犯了难。

　　可他们没有半点怯意。战士们一边沿河探察水情，一边请乡亲们帮忙搭桥。“我爷爷当时是寨子里的寨老，比较有威望。”村民石文新告诉记者，知道红军想请乡亲们帮忙后，他的爷爷当即应承下来，领着乡亲们上山找了不少木料。军民齐心，没过多久，一座结实的木桥便横跨在河面之上。红军走后，村民们没有忘记这座桥，给它取了一个朴素而形象的名字——“红军桥”。

　　“受材质和建造方式所限，每逢汛期水势上涨，红军桥的桥面等构件很容易被冲走。”黎平县人大代表、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说，过去寨子里青壮年多，桥坏了，一声招呼，大家便一起去修；如今，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村里多是老人，遇上汛期，难免对修缮有心无力。

　　今年5月，汛期来临，红军桥的构件被冲走了不少。黎平县检察院获知这一线索后，立即开展实地调查走访。“踏勘那天，一位挑着扁担的嬢嬢从我们身边经过，一直打量着我们。问了才知道，河对岸是不少村民家的田地，桥垮了，村民只能绕远路过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桥还承载着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革命精神，保护好红军桥，才能守住那段历史。”黎平县检察院检察官龙继植说。踏勘结束后，该院立即立案，并向相关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相关主管部门随即开展整改，拨付专项工程资金，聘请专业施工队进场修缮。村民们听闻这一消息，自发沿着河滩四处找寻，把被洪水冲散的桥面木板一块块捡了回来。

　　记者到来时，只见两岸青山林立，曾经湍急的河流已经变得平静祥和，不时有村民踏上红军桥。岁月并没有冲淡那段红军将士迎难而上的记忆。这是一座属于精神的桥，一头连着来路，一头通向远方。而每一个踏上这座桥的人，都是这份精神的传承和见证者。

　　雄关如铁，从头再越

　　离开黎平，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奔向黔北。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历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江战役惨烈血战，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此前军事指挥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总结失败教训、纠正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今天的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意义并不陌生。但对于身处1935年的普通红军战士来说，历史并没有在1月17日突然翻开崭新的一页。“会议是高度保密的，前线将士并未即时知晓这一重大变革。”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孙女孔霞告诉记者。那时，孔宪权是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和战友们守在遵义周边，承担警戒和侦察任务。

　　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令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大量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进逼。为摆脱这种被动、危险的局面，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挥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却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川军郭勋祺部遭遇，战斗失利。随后，红军灵活调整战术，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暂时跳出包围圈。面对敌军的南北夹击，红军二渡赤水回师贵州，并决定趁追兵大部尚未到达，迅速击破黔军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

　　此时，扎西整编后的孔宪权已经担任红十二团作战参谋。孔霞告诉记者，多年之后，孔宪权仍清楚地记得赶往娄山关的那个冬夜：贵州的冬日细雨绵绵，西北风从山谷里卷上来，高处的山路冻起一层明晃晃的“桐油凌”。队伍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登，一边是挂着冰凌的悬崖，一边是云雾翻腾的深谷，稍不留神就可能跌倒。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们不能点火把，只能在黑暗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好不容易赶到桐梓，战士们刚吃完饭，命令就到了：红十三团已经同王家烈的“双枪兵”交火，红十二团必须连夜赶往娄山关，接替苦战了一天的部队。

　　经过血战，红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娄山关战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极大地坚定了全军克服艰难险阻、在逆境中取胜的信心。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时，夕阳西下，寄情于景，咏出传诵后世的词作《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上阕写向娄山关进军途中的行军历程，下阕写战斗胜利后纵目观山的景象。”遵义市汇川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张保珠解释道。听过孔宪权的战争回忆，便会对“西风烈”“马蹄声碎”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是冬夜扑面的寒风，是摸黑赶路时凌乱急促的脚步和马蹄声，是战士们刚刚吃完一顿热饭又立即奔赴前线的疲惫身影。下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了红军将士们抢关夺隘的万丈豪情。“漫道”乃“莫说”之意，这两句意即不要说娄山关固若金汤，经过战斗，雄关已成通途，现在更应从头大踏步越过雄关。

　　当记者一行登上海拔1779米的西风台时，恰逢黄昏，站在山顶极目望去，山一重接着一重，近处仍能看见山脊的纹路，再远一些，层层峰峦渐渐淡成青灰色的虚影，如海潮般涌向天际。天边，一轮红日正缓缓坠入群山。多么辽阔、沉静而又悲壮啊！毛泽东同志将战场上的艰险，都凝进了如海苍山、如血残阳之中，这也使得“从头越”不只具有攻克雄关后的昂扬，更有一种历经艰难之后仍然选择向前的厚重。

　　从西风台下来，娄山关战斗遗留的战壕隐现于草木之间，一条条木质栈道把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历史遗迹串联起来。今年4月，遵义市汇川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大小尖山战斗遗址、战壕沿长空桥一带的部分木质台阶和护栏，已经出现破裂、损毁。“我院调查研判后，与相关主管部门磋商沟通，协同督促相关主管部门推动运营管理方及时完成栈道修缮工作。”汇川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汪博说。修缮一新的栈道，恰似通往历史深处的“时光隧道”，让后人登临此地，依然能够在山风、松涛与战壕遗迹间，真切触摸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烽火记忆。

　　乌蒙磅礴，如走泥丸

　　1935年秋，中央红军翻越岷山，历经万水千山的长征渐露胜利曙光。9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通渭县城休整。当晚，毛泽东同志在文庙街小学接见红军指战员，即兴朗诵起翻越岷山时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乌蒙磅礴走泥丸。“磅礴”，写尽乌蒙群山的雄浑险峻；“泥丸”，却又将横亘天地的高山骤然缩小。1935年，中央红军曾在乌蒙山区活动，在滇、黔交界的崇山峻岭间穿插迂回。在不畏艰险的红军将士脚下，险峻的乌蒙山不过是一颗滚动的泥丸。诗写的不仅是山，更是翻山的人。

　　乌蒙山见证的不只是一次跋涉，多支红军队伍曾先后在群山之间留下足迹。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率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桑植出发，1936年2月进入黔西北，踏入乌蒙山，一段长征故事由此展开——

　　将军山，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市大方县，该县曾是贵州通往黔西北和连接四川、云南的必经之道。2月18日，国民党万耀煌部占领大定县城（今大方县），准备取道将军山追击红军。当晚，萧克率红六军团十七师星夜赶到将军山，与红十八师五十三团会合，并在七家田一带设下伏击。第二天，敌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两军激烈交火。一个多小时后，红军毙敌百余人、俘敌300余人。

　　几十年过去，萧克一直记挂着大方人民和牺牲的战士。1984年1月，萧克再次来到大方，并应当地邀请题下“将军山之役纪念碑”八个大字。第二年，纪念碑落成。

　　拾级而上，将军山之役纪念碑豁然出现在记者眼前。纪念碑巍然高耸，其后环绕着壁画墙、诗词墙与历史墙。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幅景象。2020年，大方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纪念碑碑体出现破损，广场台阶开裂、护栏损毁，周边环境缺乏维护；壁画墙的损坏尤其严重，一些画面大片剥蚀，人物和场景已难以辨认。检察机关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推动相关机关完成整改。

　　修缮后的壁画清晰完整。其中一幅壁画引起了记者的好奇：萧克站在人群中，向乡亲们讲述着近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场战斗，人群里还有一个小孩。大方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张明松告诉记者，壁画来源于一张真实的合照，这个小孩名叫吴学龙，就是本村人。循着这条线索，记者找到了吴学龙的父亲吴前荣。“萧克将军很温和。”吴前荣回忆，“见到吴学龙，还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站在一旁的大方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符平才同样听得入神。他坦言，自己虽生在大方、长在大方，却对散落在家乡山野之间的许多红色遗存并不十分了解。工作以后，他和同事一次次走进山间、村寨，在寻找遗址、核实线索、推动保护的过程中，才得以重新认识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

　　每一次踏访，都是与岁月的一次相逢。群山无言，那些藏在山林间的红色故事，正随着检察人坚实的步履，被妥当拾起、细致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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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山有雄关，人有征途

　　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第一次走进贵州的群山，震撼感扑面而来。

　　山峰一重接着一重，根本望不到尽头，有的山顶似与云层相接。通往此次采访目的地的道路已修成平整的盘山公路，可汽车不断向上爬升，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仍让人心惊。90多年前，红军走过的许多地方甚至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路。山道藏在草木之间，石阶是临时凿出来的，脚下可能是泥泞，身侧可能是悬崖。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共攀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跨越近百条江河，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他们步履匆匆，根本无暇欣赏山上的风景。

　　90多年过去，远征者的脚印早已被年年生长的青草覆盖，曾经汹涌难渡的江水变得温和平静。可一路追寻，我们发现，红军将士们的故事从未远去。

　　在三渡赤水发生地仁怀，我们见到了老红军萧开华的后人萧运明。据萧运明讲述，萧开华出生在江西一个贫苦家庭，11岁便开始学裁缝。红军到他所在的缝纫铺宣传革命，讲起穷人的日子：“裁缝打赤脚，种田的人家里没有粮，做木工的人家里没有凳子坐。”为了改变贫苦命运，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不陷入贫苦，萧开华和师傅、师兄弟一同参加了红军。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那些翻雪山、渡江河，在枪林弹雨里奋勇向前的战士，可能曾是裁缝、木匠、农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选择奔赴漫漫征途。

　　烽火岁月里，不只有红军将士的浴血冲锋，更有黔地百姓的倾力相助。在遵义市板桥镇，杨会兴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拥军往事。1935年红军到来时，他的母亲才23岁。红军需要熟悉道路的人带路，母亲便背起才半岁大的儿子，带领红军战士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

　　90多年间，守护红色文化的接力从未中断。汇川区检察院检察官汪博同样来自平原地区。在贵州工作后，她也曾数次惊叹于贵州连绵起伏的群山。成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后，翻山越岭走访踏勘逐渐成为她的日常。有一次，为寻找两座散葬烈士墓，她和同事跟着村民进山。山上根本没有路，带路的村民拿着柴刀走在最前面，一刀刀砍开灌木和野草，跟在后面的检察官们就在路边捡一根树枝当拐杖，抓着藤蔓往上爬。恰逢冬日，山上泥土又湿又滑，最陡峭的地方坡度接近45度。“除了带路的村民，我们所有人都是连滚带爬下山的。”

　　从这些或悲壮或温暖或令人振奋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最朴素也最恒久的情感，更感受到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娄山关”，而真正能够支撑我们一次次翻越雄关、走出困境的，正是这种跨越岁月而不改的信念与力量。

　　一个民族总需要一些东西，高于眼前的柴米油盐，高于一时的得失悲欢——那是人在艰难处仍愿意仰望的光，是走到绝境仍相信前方有路的勇气，也是我们想要从山河深处打捞起来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