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刘某某受贿、滥用职权、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开庭审理，湖北省襄阳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今年6月，“浩然清锋”团队成员讨论职务犯罪主体身份认定相关问题，撰写调研文章。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高质效办好每一个职务犯罪案件，是检察机关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在湖北襄阳，有一支在反腐败斗争中淬炼出的新时代检察先锋队——襄阳市检察院“浩然清锋”职务犯罪检察团队（下称“团队”）。团队名字取自襄阳历史名人孟浩然：“浩然”承浩然正气，“清”寓清正廉明，“锋”指反腐利刃的锋芒、专业能力的精进、争创一流的先锋意识。

　　团队组建四年来，共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29件，其中，省部级重大职务犯罪案件4件，厅局级重大职务犯罪案件17件，先后承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湖北省首例中管干部涉外职务犯罪案件、首例医疗领域为亲友非法牟利案，重大案件办理总量、办案质效位居湖北省前列。2023年11月，团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第二批全国检察机关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团队。

　　首战

　　5天打胜仗摸索出高效工作法

　　2022年8月的一天，一则来自上级检察院的紧急通知，摆在了团队负责人、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优秀公诉人、襄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乔富粤的案头：要求团队立刻赴京，对国家监委立案调查的某省公安厅原厅长王某某受贿案依法提前介入。

　　指令就是战令。沈洁、安铮等5名团队骨干随乔富粤迅速赶赴北京。飞机中午落地，团队还没安顿好，下午三点半就接到了接卷通知。这起案件受贿事实有数十笔，资金流转链条长，部分赃款在境外接收，具有非接触、跨境等特点，必须对书证和言词证据逐笔对应、循线理清。拟出提前介入审查意见和补证意见的时间只有5天，摆在团队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10余箱卷宗，而真正能坐下来阅卷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三天。

　　补证时间更加紧张。由于大要案的调查阶段结束后，启动再次补证较为困难，因此所有问题要在第一次介入时全部提全、提准。该院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沈洁坦言，团队刚组建就承担这样的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时间紧、任务重，乔富粤迅速带领团队成员把工作状态调整为“应战”模式，首先将任务精细拆解：两人一组，每人负责几笔犯罪事实，逐笔核对资金来源、去向和境外转移路径，核对完成后两人交换复核。襄阳市襄城区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安铮告诉记者，每个人的关注点总有差异，有人擅长盯法律适用，有人擅长抠证据细节，交叉审查为的就是最大限度避免遗漏。

　　集中讨论时，大家把各自梳理的问题清单摆在一起过筛，哪些存在定性争议、哪些需要补充调查、哪些可以直接汇报，一一厘清，逐项捋顺。5天后，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撰写的4万余字的初步审查意见和补充调查意见被报送至最高检相关部门，得到高度评价。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团队针对证据体系复杂、犯罪过程隐蔽的特点反复打磨庭审预案，先后25次修改调整多媒体示证系统。为指证一个受贿合意下的多次分步利益输送情节，团队用表格逐一列明每次利益输送的时间、金额、地点；为充分证明被告人存在指令他人在境外代收、代管、代存资产的非接触式受贿，团队通过动画还原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关键证据，让案件事实脉络清晰、环环相扣。2023年10月，该案在襄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

　　最终，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公诉团队与技术团队的庭审表现获得一致好评。

　　通过该案的办理，一套“分工负责、倒排工期、交叉复核、集体研讨”的办案方法，在反复摸索中逐步成形，成为此后团队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的基本战法。

　　攻坚

　　把没有先例的案子办成“样板案”

　　首战告捷之后，更难的案件接踵而来。

　　让团队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刘某某受贿、滥用职权、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这起案件的典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个罪名交织，牟利行为与渎职行为相互牵连；二是办案主体不同，涉及受贿、滥用职权的由监委开展调查，涉及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两类案件材料移送时间错位，需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并案；三是定性存在实质争议，滥用职权与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究竟应择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两种处理意见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

　　移送案件时，调查机关对后两罪持数罪并罚意见。团队内部讨论却产生分歧：一种观点主张两罪行为交织，应择一重罪处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罪行为虽有交织，但存在各自独立的事实部分，可以分别定罪。“这起案子的关键，是要把交织的部分和独立的部分掰开弄清楚。”安铮回忆道。

　　为精准定性、不枉不纵，乔富粤带领团队人员重新拆解每一笔事实：哪些是两罪相互重合的部分，哪些是彼此独立、各自成立的行为。沿着时间脉络梳理后，可独立评价的犯罪事实逐步清晰。团队据此作出判断，重新上报。

　　最终，检察机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三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决予以支持。这起案件为如何厘清同类案件的罪数认定标准提供了思路，为监检衔接中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参照。开庭时，云南、湖南等地检察机关人员专程前来旁听学习。

　　安铮坦言，自己在基层办案时，眼里只认法律条文这一把标尺下的对与错，总觉得“这案子就该这么定”。被抽调到团队多次参与重大案件办理后，他慢慢意识到，一个案子背后关联着政治生态、社会影响，如何真正做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就成为办案时必须考量的问题。

　　2023年6月，湖北省首例医疗领域为亲友非法牟利案被交到团队手中。刚移送时的案卷并不多，但该案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涉及几十个科室的医用设备、耗材，类别众多、账目庞杂；而且为亲友非法牟利这一罪名在湖北省尚无起诉先例。

　　面对挑战，乔富粤提出：“没有先例的案件重点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法律条款变成以证据为中心的可落地、有操作的刑事指控体系。”基于该思路，团队先搭框架、再分步介入，确立了“7+X”证据审查体系：以主体身份、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价格是否明显偏离市场、亲友关系等7个关键维度为主干，再根据案件特点衍生出价格认定、审计程序、罪数认定、共同犯罪甄别等若干审查重点。同时，团队建议办案人员把案涉物品一件件清理出来，逐项核对入库、出库和付款记录，先后三次介入引导取证。案卷从最初的3本扩充到20余本。最终，该案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案件办理形成的做法，也为湖北省办理同罪名案件提供了“襄阳经验”。

　　新型、隐性腐败，是团队近几年不断面对的新课题。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贪腐手段也由公开转为隐蔽，越来越多地与正常市场行为交织，借着交易、投资、理财的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让取证、定性、认定都更加困难。对此，团队的办法是，办理一类案件、提炼一套方法：对于非接触式受贿，逐笔还原资金与人脉关系；对于交易型受贿，明确数额认定路径；对于超额领取薪酬的行为，找准薪酬坐标厘清入罪标准；涉及股权、预期利益的，善于穿透“出资”表象审视实质法律关系。

　　在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让亲属开店高价售卖茶叶、白酒，以正常经营掩盖利益输送。此类“高卖型”受贿的办案难点，在于正常市场交易与权钱交易的界限模糊、犯罪数额难以认定。团队经过深入辨析“高卖型”受贿与“交易型”受贿的区别，准确定性并明确了数额认定路径。厘清认定规则之后，团队致力于将其沉淀、转化为理论文章和类案指引。基于办案经验撰写的《论“交易型”与“高卖型”受贿犯罪的区分认定》一文，荣获了全国职务犯罪检察实务研讨会征文三等奖，为新型受贿案件的司法认定提供了理论参考。

　　精进

　　把好做法固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机制

　　随着办理重大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团队从一个个案件中打磨出的小窍门、土办法，也逐渐被一一固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在监检衔接环节，襄阳市纪委监委、襄阳市检察院建立了完善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并联合开展类案焦点研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制度衔接与理念对接同步推进。乔富粤告诉记者，全面充分的沟通能够保障双方都围绕“把案子办成铁案”这个共同目标发力。

　　记者注意到，在一起案件的提前介入阶段，襄阳市监委移送的一笔受贿事实中，部分金额尚未达到起诉的证明标准，经沟通补充证据后，最终认定数额从200余万元调整为130余万元。“其实，有时候难的不是厘清法律怎么规定，而是证据该怎么收集、怎么固定。”乔富粤说，以刑事审判标准统一证据尺度，才能让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襄阳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王星伟对此感触很深。他介绍，襄阳市监委办理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时，经常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双方共同沟通，按照刑事审判标准严格把关，把案件争议和证据矛盾解决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

　　在队伍组织上，团队采取“专职+机动”架构，以襄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门人员为基础，办案时从基层检察院抽调骨干分批次参与；提前介入阶段以核心成员参与为主，有效保证办案质量，审查起诉和出庭环节则以老带新，同步提升基层骨干素能。封闭办案持续时间较长或异地办案时，团队都会成立临时党支部，把支部建在办案点上，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职务犯罪检察办案实践中。

　　传承

　　星火成炬带动队伍素能整体提升

　　“办理一案、培养一人、带动一院”，这是团队在履职办案中始终秉持的理念。襄阳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徐东告诉记者，团队自成立之初，便开始探索星火培育机制，办理每个专案时，都从基层检察院抽调至少两名员额检察官和两名检察官助理跟班学习锻炼，目前已基本完成全市10个基层检察院刑事检察条线干警首批次轮训。

　　李雪君就是从基层未成年人检察条线转入团队的“新人”。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乔富粤带新人的方式——“她会推己及人地想问题”。第一次独立承办湖北省监委移送的案件时，李雪君心里没底，于是就用上了团队教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带回来集体研讨，形成统一意见再沟通；哪些材料要补、哪些事实能认定、哪些不能认定，一项项厘清，等卷宗看完、意见提完，心里就有了底。她形容这个过程就像参加高考，“看到卷子之前内心很焦虑，等卷子拿到手做起来，发现都是日常反复训练的题目，心中顿时就有了底气”。如今，经过团队历练的李雪君已担任襄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

　　保康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浦克富在“入驻”团队期间，先后参与多起重大专案的提前介入和办理工作。回到原单位后，他把自己学到的交叉审查的阅卷方式、提前介入的补证思路分享给同事，让这些从大要案中打磨出来的经验，成为基层检察院办理各类疑难复杂案件的方向指引。

　　2025年9月，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南漳县法院开庭，襄阳两级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条线干警现场观摩。庭审结束后，团队成员结合办案亲历讲述心得、答疑解惑，还现场结对带徒，把庭审变成了一堂业务辅导课。今年5月，团队成员又为来自该省各地的检察官讲授如何高质效做好提前介入工作——团队打磨出来的经验，再次走向全省。

　　通过运行星火培育机制，团队交出亮眼的育才成绩单：4年来，团队成员中2人入选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检察人才库，2人荣立一等功，5人入选湖北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检察人才库；撰写的“李某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公诉意见书”获评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刑事检察文书。

　　团队还多次组织开展观摩庭审活动，把庭审现场转化为法治课堂。湖北省政协委员、襄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陈瑶说，团队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令人印象深刻；湖北省人大代表、襄阳市中医医院东津院区综合办干部刘朝霞评价“这是一支能力素质过硬、群众赞誉信任的反腐尖兵”。

　　距离第一次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已经过去四年，从初次办案的青涩忐忑，到如今从容审慎、稳扎稳打，团队在一次次实战磨砺中不断成长。如今再接到新案，团队干警说心里依然会紧张，但已经不会担心“搞砸了”，他们已然成长为不畏难题、不惧挑战，以过硬履职能力守护司法公正的检察尖兵。

　　记者手记：

　　一群较真的人

　　采访结束那天，我回头翻了翻笔记本，发现乔富粤讲团队的时间比讲她自己多得多。

　　在介绍团队时，她很少直白地讲集体荣誉，只是会挨个说起每个人擅长什么：安铮业务最扎实，是团队里“能托底的”；李雪君脑子灵活，开会敢于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浦克富从基层院抽调上来，耐心细致，团队里的很多事情都靠他帮忙张罗，案子也办得扎实；沈洁能写能辩，出庭压得住阵。每个人的特长优势，她都如数家珍。

　　跟团队的人聊起办案，安铮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和团队一起办过的重大职务犯罪案子不少，公诉意见几乎都被法庭采纳。我问他办这么多大案子有什么诀窍，他反而说，诀窍就是别觉得自己有诀窍。人一旦自信过头，觉得什么案子都能拿下，离出错就不远了。其实，能感觉到团队办案非常谨慎，越是顺的时候，越会追着每一个人问还有没有不同意见。不止安铮这样想，乔富粤、沈洁跟我聊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态度。

　　采访中，他们还跟我讲了一件小事。有个行贿人在笔录中交代，用酒箱装了300万元现金给受贿人送过去。团队在审查证据的时候，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找了一个同款酒箱当场试装，发现按照行贿人交代的数额，一个酒箱根本塞不下，这份供述也因此被推翻。通过这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团队成员在办案中非常谨慎和较真，哪怕是白纸黑字签了字的供述，也要亲手验一遍才能确认。

　　也正因为这样，监委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才会说：“案子交给他们，我们就放心了。”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因为这个团队够专业、敢较真，在提前介入时，该提的意见照提，证据不够的照退，为的正是让案子办得经得起检验。

　　采访快结束时，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每办结一个案子，都会将全套的审查报告、举证PPT、庭审预案存进硬盘。被问起为什么这样做时，乔富粤告诉我，来跟班学习的年轻人多，存下来供他们参考，上手能快一点。

　　我想，一个团队的优良作风，大概就是这样被传递下去的。而“反腐利剑”品牌的锋芒，大概就是这样被越磨越亮的。

扫码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