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殿章与姚孝章、姚春会纠纷诉状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山西永济县南乡三焦村村民姚殿章，因与堂兄姚孝章、堂侄姚春会产生财产纠纷，向永济县衙呈递了一份诉状。这份诉状开端，盖有一枚“官代书”戳记；诉状末尾，知县莫某写下了这样几行批语：“姚孝章幼年娶妻，经费银两，迄今数十余载，尔何能甘心垫赔，恐有重复鏖吞之意，怙候传案讯究，如虚重处不贷。”一纸诉状、一方官印、数行批文，清晰展现清代基层诉讼准入环节的制度风貌。

　　姚殿章诉状中的“官代书”印章，早在康熙年间便已出现，《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验明，方许收受。”百姓递交的诉状若无官代书印章，则衙门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官代书既是印章戳记，也是一项职业，更是一套制度，是清代基层司法实践中受理诉讼的第一道程序。

　　官代书制度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对普通百姓而言，官代书制度避免民众因不熟悉公文格式而陷入被拒之门外的困境，当事人只需据实口述，即可由代书形成格式规范的诉状，体现对普通民众诉权的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对审理案件的州县官而言，格式固定的诉状有利于提高前端审查效率，阅览批词时能够快速抓取管辖、当事人、纠纷事由等关键信息，减少重复问询的成本。

　　衙门收受状纸，并不意味着州县官会随即着手审理，其间还有一道官府批词程序。所谓批词，就是州县官对诉讼的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所作的初步审核。批词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在受理环节，后续传唤当事人、裁断、执行等环节均可用批词下达指令。不同于案件终局判词需要判定是非曲直，受理阶段的批词，主要核查案件是否满足进入诉讼程序的基本条件，即是否属于本县之事，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等。

　　姚殿章的诉状末尾，知县莫某的批词就是典型一例。他提出疑问：姚孝章幼年娶妻所花费的银两，已经过去数十年，姚殿章何以甘愿垫资？同时怀疑，他此次起诉可能属于重复兴讼。这些考量，都立足于程序要件审查，并非对案件实体作出终局评价。这正是形式审查的典型思路：先核验程序要件，再决定诉讼之门是否开启。

　　这套审查逻辑，在当代司法案件受理环节同样能够看到。如今，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检察机关在受理监督申请时，同样依法审查管辖、主体资格、法定受理条件等要件。形式审查重在核定准入要件，这是跨越百年的司法共识，也是司法便民利民的重要举措。莫知县虽有诸多怀疑，但因未发现管辖等程序性问题，仍然批下“准究”。这恰恰说明，形式审查的核心在于依法核验准入要件，而非仅凭主观推测裁量。

　　批词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在于“不准必说理”，即必须在批词中写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如《樊山判牍》载有一则批文：“尔系临潼县民，叔侄分家不公，应在本邑控告，何必越境具呈，本县一人能管几县之事乎？”这位州县官在核查诉状后，以“无管辖权”为由将诉求驳回。诉状若被受理，官府会批示“候讯”“准讯究”“准究”等字样；如果对案情存有疑虑，也会提出一些警告性言辞。如姚殿章诉状末尾，莫知县批下的“传案讯究，如虚重处不贷”以示警告。

　　批词书写于诉状上，当事人一望可知，上级官府亦可复核查阅。这种“准驳分明、说理到位”的做法，既确保形式审查的结论清晰明了，又方便层级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说理本身是对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无论准与不准，都要让当事人明白官府为何如此决定。

　　今天的案件受理环节，同样强调说理。若符合受理条件，当事人可以静候后续办理；若不符合受理条件，则释法说理尤为关键。说理充分，当事人才能够信服；释法透彻，人民群众才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受理抑或不予受理，都要让人民群众看得懂、信得过，既解纠纷，也解心结。

　　姚殿章的家在永济南乡远村，去往县城告状路途遥远，徒步跋涉颇为不易。该案最终如何审结，今天已无从查考，但不妨碍这份诉状为我们留存下古代诉讼准入的鲜活样本。时至今日，当事人提起诉讼，依然要经过受理这道关口。准入审查不是简单的拦阻门槛，而是对每一项诉求审慎负责的回应：符合条件的，引导其有序进入程序；不予受理的，释明缘由。让每一位当事人真切感受到：准与不准，皆有回音；法理与情理，俱在明处。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