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代的历史长卷，除了风雅诗词与市井繁华，还有一套藏于律法政令中的生态治理智慧。从山林管护到河湖疏浚，宋人将“天人合一”的哲思转化为制度规范，绘就一幅绿色治理图景，也为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先秦时期，古人便已有“顺时取物”的生态自觉。儒家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顺应物性。《逸周书》所载《伐崇令》，以法令保护山林川泽，形成早期生态治理雏形。秦代《田律》首次将生态保护纳入成文法典，明确春季禁伐、夏季禁烧、禁止捕杀幼兽等具体规定，开创了以律典约束自然资源利用之先河。汉唐沿袭旧制并逐步细化，从灌溉秩序到林木管护都有法度可循，为宋代生态治理奠定了基础。

　　入宋以后，人口大幅增长，人地冲突加剧，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等问题日益凸显。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根基，宋人形成了“人与天地一物也”的整体自然观。在宋人看来，人同草木禽兽一样，都由阴阳之气孕育而成，故人性与物性相通，人在社会中要守“人伦”，在自然中则要循“物理”。程颢、程颐提出，应当“观天地运化，阴阳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乎顺，浩然乎归”，进而改善自然而非征服自然，使天地人协调共存，实现“极吾中以尽天地之中，极吾和以尽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这类思想深刻影响宋代君臣的施政理念，体现在律法与政令之中。

　　宋人对森林的生态功能已有深刻认知。南宋治水名家魏岘系统阐释了“以林护堤”的理念，主张在河堤广植固土之榉柳，待其根系盘结、沙淤木茂，堤身自成高岸，可保堤岸永固。这不仅反映了宋人对森林生态价值的认知，也为宋代生态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础。为修复植被、管控采伐，宋代建立了层级清晰的管护体系：于中央设“虞部”，作为主管山川林泽禁令的官署；于地方设“农师”，择通晓农事者为百姓提供专门的农林种植方面的技术指导；于森林资源集中之地专设“采造务”，管控官有林木采伐，严禁民间乱砍滥伐，即便官府采伐也需向所属州县报备核准，违者治罪。另外，朝廷还将生态管护责任与官员考课直接挂钩。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下诏，令百姓按户等种树；《庆元条法事类》更是赏罚分明，若县丞在任内种植林木茂盛则赏，若任内林木面积减少则降低其考核名次。

　　在律法层面，宋代对林木的保护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宋刑统·杂律》规定，毁伐林木、庄稼者皆以盗贼之罪论处；《天圣令·营缮令》规定“春夏不得伐木”，以时节划定采伐边界，体现“不违天时”的生态智慧。律令同时兼顾特殊需求，规定“必临时要须，不可废阙者，不用此令”，若遇紧急要务可不受禁令限制，体现务实的立法取向。对于桑枣这类关乎衣食供给与国家赋税的经济林木，保护力度更严，盗伐情节严重者可处以重刑。建隆三年（962年）《禁斫伐桑枣诏》重申相关立法精神，明确桑枣为“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对盗伐者从严惩处。

　　宋代水患频发，尤以黄河决溢、淮河流域水灾及江南水患最为突出，治水由此成为生态治理的重点。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为“足捍风涛”，命官民共同在黄河、汴河两岸广植榆柳，并将“河流安好无虞”作为官员考核之标准。针对民间围湖造田、侵占行洪通道的乱象，朝廷屡颁禁令严加整治。仁宗时期，明、越二州陂湖专供农田灌溉，然自庆历年间，渐有私垦湖田者，三司使严令漕运官员督责，并颁布法令明文禁止。至宣和三年（1121年），针对圩田兴建阻塞河道、妨害行洪之弊，朝廷再颁禁令，责令地方监司彻查整治，并明确规定，官员若徇私推诿、敷衍塞责，准许受灾民户越级上告，朝廷必当从重惩处，绝不姑息。

　　除此之外，宋代还通过诏令规范用水秩序。《庆元条法事类》所载“河渠令”规定，九月一日至十二月农闲时，方许小渠之上的碾磑引水作业，即截流断灌，确立了“先农后工”的用水秩序。田间灌溉也有规定，“诸以水溉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为水资源分配提供了制度化准则。在治水实践中，宋代士人还探索出系统治理的思路。如北宋围湖垦田导致太湖水患加剧，旱时缺水灌溉，涝时易遭水害。水利专家郏侨总结其父治水方略提出，若仅疏浚河道，则治标难求速效；若单筑堤岸，则无力抵御狂澜，须将二者整合，方能达到治水治田之效果。又如，苏轼治理西湖时采用“疏浚淤泥—修筑长堤—种植植被—以湖养湖”的模式，使西湖恢复灌溉功能并形成“水光潋滟晴方好”的生态景观，构筑起河湖蓄水、护佑农田的水系屏障。

　　宋代的生态观念、制度建设与治理实践，凝结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也展现出跨越时代的治理智慧。这套以“天人合一”为内核、覆盖山林川泽的立体防护体系，既是宋韵文化里的绿色底色，也为今天的生态治理提供了历史参照。尊重自然规律、以制度划定边界、用系统思维统筹治理，这条古今相通的治理之道，依然能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注入来自历史的智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