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在中国革命经受严峻考验的危急时刻，红军将士以无畏勇气冲破重重险阻，走出一条通向民族新生的道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版特辑录长征回忆、寻访纪实与主题诗歌，重温峥嵘岁月，感受军民情深，追寻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印记。从雪山草地里的患难与共，到乌江两岸的军民同心，再到新时代对革命旧址的用心守护，长征的历史回响久久激荡在山河之间。铭记来路，珍惜当下，方能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薪火永续。

走出茫茫草地

李和平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老红军后代、曾经的解放军战士，我深切缅怀父亲李鸿鸣。他生前多次给我讲述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长征过草地的往事，激励我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父亲生在安徽六安一个贫农家庭，年少时给地主当长工，受尽压迫。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引导下，父亲于1929年秘密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30年5月，民团进村搜捕，父亲扔下锄头，匆忙告别亲人，奔赴大别山参加红军，踏上革命道路。

　　参军后，父亲在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界转移，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一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这就需要穿越松潘草地。当时，父亲担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经理处总务科长。

　　松潘草地位于川西北，面积广阔，平均海拔超3500米，沼泽密布，泥淖难辨，行军步步艰险。七八月份的草地，天气变化无常，烈日、暴雨、风雪冰雹交替袭来。行军途中，父亲身患痢疾，左脚溃烂，疼痛难忍。师经理处主任肖伟成将战马让给他骑，自己艰难徒步。队伍里的党员们冲锋在前，帮体弱战友背行囊、抬担架，大家患难与共，满怀革命乐观主义。

　　每当夜幕降临，指战员三五成群围坐在宿营地，架起柴火，点燃火堆，支起搪瓷茶缸、脸盆、饭盒烧开水，吃炒面，嚼干粮。党小组就地开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父亲当时是党小组长，每晚都组织这样的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战士尤其是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战时党支部就是这样把全体党员、群众团结在一起。

　　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有的三五成群，促膝谈心；有的在学识字，约定每天学五个字；更多时候，大伙兴奋地憧憬北上后的光明前景，欢声笑语打破了草地夜空的沉寂，驱散了白天行军的疲劳。夜深后，战士们露宿在潮湿的草地上，有的盖着薄薄的军被，有的仅蒙一条破烂不堪的粗布床单。下半夜常常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几个人只好背靠背，头顶一块旧雨布，互相依偎着取暖，几梦不成，熬过漫漫长夜。

　　深入草地一个多月，粮食日益减少，口粮不断缩减，最后每人每天仅能领到六颗蚕豆。大家四处挖野菜充饥，不少人中毒、受伤。部队忍痛宰杀战马、骡子果腹，许多战士主动把仅存的口粮让给伤病员。断粮之后，大家只得啃草根、煮皮带，不少年轻战士永远长眠在草地之中。

　　远处地平线上出现隐约的山峦，草地总算要走出去了。“我们胜利啦！”大家互相拥抱，欢腾雀跃，不少人流下激动的泪水。行军的速度加快了，远处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枪声，紧接着，爆豆般的枪响、掷弹筒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大家不约而同地做好战斗准备，开始了急行军。尽管多日粒米未进、面黄肌瘦，可一听说有敌情，指战员们立刻精神抖擞，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勇猛地向敌人冲杀。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先后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编入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首任政训处主任，同年10月改任政委。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政委。父亲随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讲述的长征往事、留下的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越是遇到困难，越要坚定信念、迎难而上；越是面对责任，越要牢记初心、恪守原则。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长征中淬炼的理想信念、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克服困难、做好本职工作的精神力量。

鹤峰星火

范建生

五里坪老街

　　夜宿溇水河畔，窗外月光如洗，皎洁万里。玉带般的河水静静流淌，水波儿闪动着点点片片的梦幻夜曲，点缀着山村幽静的秋夜。

　　溇水流过的这片土地，是湖北省鹤峰县。地图上，鹤峰深藏于鄂西群山之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但在中国革命史上，这里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鹤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红四军成长壮大、红二军团孕育发展的地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县人口不足6万，有2.5万人先后参加红军、赤卫队和各类革命组织，其中有3000多人献出生命。在鹤峰县云南庄，“革命母亲”谭良玉的五个儿子先后投身红军，个个骁勇机智，被苏区民众誉为“范家五虎”。他们在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中屡担重任，英勇无畏。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漫步这片红色土地，重走红军走过的路，仰望溇水上空的星，是我长久以来的向往。

　　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山水相连，盐茶古道曾是两地往来的重要通道。1928年，贺龙同志在桑植组织工农革命武装，4月发动桑植起义。起义后，部队遭受挫折，贺龙同志率余部转战至鹤峰走马一带。经过宣传发动和群众支持，队伍逐渐恢复并不断壮大。据当地史料记载，队伍一度发展到1500人左右。同年夏，湘西前敌委员会成立，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8年的冬天，是这支队伍最艰难的时刻。部队接连遭受重创，黄鳌、贺锦斋等重要指挥员先后牺牲。贺龙同志率余部转战到桑植、鹤峰交界的堰垭一带。寒冬迫近，粮草弹药匮乏，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队伍面临生死考验。就在这时，贺龙同志的姐姐贺英带领游击队穿越封锁线，送来布匹、棉花、银圆和子弹，为部队解了燃眉之急。经过堰垭整编，队伍只剩91人、72支枪。人数虽少，留下的却是经受住考验的骨干，党的组织建设也随之加强。正是在一次次挫折与整顿中，这支队伍逐渐找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

　　这91人，成为湘鄂边革命的星星之火。此后，工农革命军收编地方武装，力量逐渐恢复。1929年1月，部队攻占鹤峰县城，建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成为湘鄂西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据当地考证，1929年2月，部队在走马杜家村一带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红军的足迹踏遍了鹤峰的山山水水，留下众多红色遗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五里坪一度成为湘鄂边苏区的重要中心，党政军机关和后勤机构在这里开展工作。历经战火，五里坪老街仍保存着湘鄂边独立团指挥部、被服厂等旧址，如今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行在老街上，仿佛跨入了那段峥嵘岁月。一座座旧屋静静伫立，仿佛还留存着当年军民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温度。站在高处远眺，四周群山巍峨，山峰如削，悬崖峭壁间草木葱茏。山风拂过，仿佛仍有红旗在山谷间猎猎作响。

　　1930年7月，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此后，部队番号几经调整，革命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合兵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回望鹤峰的崇山峻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更能看到一支人民军队从艰难起步到走向长征的历史足迹。

　　没来鹤峰之前，我只能从历史书籍和他人的讲述中，了解红军在这里活动的往事。如今，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这里，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文字里的历史，突然变得鲜活而真切。红军的故事和一处处红色遗址，让我懂得什么叫惨烈与悲壮，理解什么叫奉献与牺牲，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信仰”与“人民”这两个词的分量。

　　历史从来不是由少数英雄写成的，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选择与付出，同样构成了这段历史最坚实的底色。昔日红军战士守护的土地，如今孕育出富民产业。溇水河畔、盐茶古道边，群山环抱着万亩茶园，云雾缭绕，绿浪翻涌，翠色流光。条条茶带顺着山势蜿蜒，向着天边延伸，铺展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绿色画卷。茶园间道路整洁，村舍错落，忙碌的茶农与层层绿浪相映成景，昔日革命老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拥抱新时代。

红军过草地

（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张文源作

出发

林杰荣

　　从于都河出发，像河水一样出发

　　万千草鞋，百艘渡船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摆渡

　　多少信念汇聚成滔滔大江

　　刺耳的炮火声被湘江水吞没

　　岸边有风吹过，开出一路红色的花

　　小楼上一盏油灯，闪动微弱的火光

　　遵义城的寒夜，有了春天复苏的迹象

　　困顿的队伍寻到一个新路口

　　从黑夜通往黎明

　　一渡，二渡，三渡，四渡

　　赤水河成了一段最曲折的路

　　绕出敌人的包围圈

　　绕出遵义城的寒冬

　　把断开的长征路，再次连通

　　大渡河的吼声如同战鼓齐鸣

　　战斗开始了，敌人的子弹满天飞

　　冷雨，火光，万丈深渊

　　挡不住战士们用鲜血铺路

　　铁索在风中颤抖

　　战士们用信念和生命把它们抚平

　　手磨破了，脚磨破了

　　沾满鲜血的铁索变成真正的桥

　　桥上，革命者前仆后继

　　桥下，大渡河的愤怒渐渐平息

　　穿过腊子口的那条缝

　　黎明的曙光洒到了直罗镇

　　无数远征出发的战士

　　有太多太多在路上重新开花

　　一颗红色种子，一朵红色的花

　　沿途的黑夜渐渐亮起来

　　风一吹，就有红旗猎猎回响

　　这条漫长而伟大的路

　　从民族苦难通向光明与复兴的未来

这条路

阿苇

　　洁白的雪山，枯黄的草地

　　殷红的鲜血，紫色的残阳

　　这条路，用五颜六色铺就

　　串联起江西瑞金和陕西吴起

　　这条路，无数年轻的身躯作舟

　　征服了24条江河的汹涌不羁

　　18座大山被草鞋踩在脚下

　　书写了豪情万丈的传奇

　　这条路啊！旌旗曾在风里打卷

　　像一团不灭的火

　　是遵义会议拨正了远征前行的方向

　　这条路啊！湘江水染红了两岸的杜鹃

　　松潘草地吞噬着生命的顽强

　　每一段征途都有战友永远留下

　　枪林弹雨中耸起一座座无字的墓碑

　　江河呜咽，只为这用脚丈量出的历史

　　白云低垂，只为这用生命拼出的悲壮

　　因为这条路，星星之火从此燃遍华夏

　　铭记这条路，红色基因必将融入血脉

　　凭意志对抗绝境，用信仰战胜不可能

　　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乌江岸边的守护

高可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3天后，红军入黔，攻占黎平。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而乌江正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天险。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境内的第一大江。它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东麓，由西南向东北奔流。江水在崖壁间奔腾，劈开一道幽深的峡谷，水势湍急，险滩密布。

　　彼时，追兵步步逼近，留给红军的时间已经不多。渡过乌江，不仅要有勇气，更要与时间赛跑。历经千难万险，红军终于突破了乌江天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胜利，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那样险峻的地势、紧迫的局势下，红军战士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闯过这道生死关口的？

　　今年9月，我来到贵州省余庆县，采访了大乌江镇红渡村村民伍文华。红渡村位于红军强渡乌江的回龙场渡口边上，1934年12月28日至1935年1月4日，中央红军一、九军团主力先后到达乌江南岸，准备突破乌江。红一师承担强渡回龙场渡口任务，在红渡村设置临时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就设在伍文华家的老屋。

　　我们一行人在伍文华家中坐定，说明来意后，他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这有句老话，过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好船夫。红军为了找船和船夫，就来到了村里。”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已经挨家挨户打过“招呼”：谁给红军带路、帮红军做事，就要遭殃。因此，当得知红军的队伍进村，村民们有的躲进山林，有的紧闭家门。伍文华的母亲当时只有17岁，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看见一队队陌生的战士走近，她才慌忙藏进家门旁的柴垛。

　　“我母亲觉得自己藏得够隐蔽了，其实还有一只脚露在外面呢。没多久，她就被红军发现了。”伍文华说。红军将他的母亲叫了出来。这个年轻的姑娘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当即吓得大哭起来。伍文华的外公听到女儿的哭声，匆匆跑出来，甚至做好了与这些陌生人拼命的准备。

　　可眼前的一幕，让伍文华的外公愣住了——战士们正轻轻擦去女儿脸上的泪水。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拿不准了：这些人，真的是坏人吗？

　　抱着几分将信将疑，伍文华的外公让战士们在自家院子里歇脚。他留意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架起锅来，煮的并不是什么大鱼大肉，而是山间随处可见的野菜。见他准备生火做饭，战士们还主动帮忙砍柴。眼看着这些年轻人忙前忙后，他心中的戒备渐渐松动。他转身回屋，把家里的红薯拿出来，分给战士们充饥。早已饥肠辘辘的战士们接过红薯，简单擦了擦表面的泥土，便大口吃了起来。“我外公收回箩筐后发现，战士们在里面放了好几块沉甸甸的大洋。”伍文华说。那一刻，所有的戒备烟消云散。

　　得知红军急需渡江，伍文华的外公主动腾出自家的老屋，供红军设立临时指挥所。为了尽快找到渡江的办法，他又带着红军去找自己的发小、船工周幺叔（周金科）。世代生活在乌江边，周幺叔熟悉水情，也深知江水的脾性。没有船，他便想到了用竹子扎排、搭设浮桥的办法。消息传开后，先前藏起来的乡亲们主动加入。有人上山砍竹，有人劈开竹子、编扎竹篾，有人将竹子一根根捆紧，扎成竹排，还有人剥下树皮，制成火把，为劳作的人照明。竹排被一层层扎紧，再设法连接、固定。

　　突破乌江战斗中，红军采用夜战与近战，佯攻和主攻，泅渡、竹排渡与浮桥渡相结合的方式，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1月2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1月3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在江界河强渡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1月6日，中央红军全线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乌江防线，3万多红军全部渡过乌江。

　　岁月流转。当年腾给红军使用的房屋，如今被文物部门认定为“余庆水车山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指挥所旧址”，并入余庆回龙场红军强渡乌江遗址保护范围，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保护。伍文华就住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负责日常清扫卫生。

　　然而，旧址背倚山坡，周围树木繁茂，年复一年，枯枝败叶落在屋顶上，在风雨的侵蚀下，瓦片逐渐破损，门窗也变了形。

　　2025年6月，余庆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得知了这起线索。检察官来到现场，查看屋面、木架、墙壁和安全设施，向伍文华询问情况。为弄清漏雨究竟有多严重，检察官特意在下雨天再次赶来。“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检察官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检察机关随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监督程序，对旧址的保护状况和相关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解决修缮与管护难题。不久，破损的瓦片被更换，腐朽的木构件得到修复，老旧消防设施也被更换。

　　变化还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过去，旧址的监控画面只能传到伍文华家中的一台电脑上。设备年久失修，老人又不熟悉操作，这道原本用于守护旧址的“防线”，实际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今，监控系统接入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并与文保员的手机相连接，日常查看、巡查管护都方便了许多。

　　截至2025年底，旧址的安全隐患得到全面整治。采访中，伍文华告诉我，这多亏了检察公益诉讼。从一位面容质朴的老人嘴里听到“检察公益诉讼”这个专业名词，我颇感意外。转念一想，这份意外本身便很有意味：法律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条文，检察履职也不再只是新闻宣传里的材料，而是化作一份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守护。

　　离开村子后，我们驱车来到乌江边。眼前的乌江宽阔而平静，江面舒展，碧波缓缓流淌，已经很难想象90多年前的样子。2009年，构皮滩水电站蓄水后，库区水位抬升，江界河一带的河流水面随之发生变化，昔日水流湍急的部分河段，也渐渐呈现出水库般开阔、平缓的景象。江水的面貌改变，但那些曾发生在这里的关于勇气、牺牲与守望的故事，并没有随奔涌的浪涛远去，而是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