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面对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紧迫挑战,如何通过更有效的金融机制动员资源、缩小融资缺口,正成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议题。2026年4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正式启动“UNDP BIOFIN生物多样性金融优秀案例”评选。经案例征集、初评、复评,10月2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美尼亚COP17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金融优秀案例(2026)第一批案例,最高检立案办理的万峰湖专案等10个案例入选。今天,本刊特别报道万峰湖“法治+金融”生物多样性融资实践,展现当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探索路径和实践成果,以及检察公益诉讼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办案成效。

检察干警对万峰湖生态整治成效开展“回头看”工作。

检察干警在办理涉万峰湖案件中使用无人机开展调查取证。

万峰湖,是云贵高原上享有“万峰之湖”“西南之最”等美誉的山水奇观。

2019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问题直接立案,在办案推动下,53.93万平方米非法网箱被彻底清零。沿湖万余户渔民如何端稳新的饭碗?生态成果如何避免因生计压力而反弹?
面对这一关乎长远考量的治理命题,最高检万峰湖专案组没有止步于“就案办案”,经过公开听证,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开启了专案“第二阶段”办案:巩固治理成果,协同各方破解生态养殖面临的模式、方法与资金难题。2022年底,最高检与中国建设银行联手,在万峰湖流域创新构建“法治+金融”模式,近30亿元金融“活水”顺着法治划定的河床奔涌而入。
这一探索,成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次生动实践,在珠江源头的崇山峻岭间,写下了一篇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区域治理与“两山”转化的精彩“后半篇文章”。近日,万峰湖“法治+金融”生物多样性融资实践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为生物多样性金融优秀案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治理效能在一个具体的流域尺度上变得更为可感可触。
1.破局“公地悲剧”
一桩最高检直接立案的公益诉讼案件与万户渔民的生计之问
“以前一走到湖边就能闻到死鱼死虾的味道,现在湖水也清了,来旅游的人也多了,我们对治理效果很满意。”生活在万峰湖边的居民们,对这几年的变化感触极深。
但在2019年以前,万峰湖却是另一番景象。在176平方公里的湖面上,长期超规养殖面积达到规划面积的3.93倍,每天投入湖中的饵料超过5000吨。巨量的残饵、鱼粪与鱼药,导致水体总氮、氨氮、总磷严重超标,水体透明度不足0.5米。高营养盐负荷更是成了水葫芦等外来入侵植物疯长的温床,水生栖息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基底遭到持续侵蚀。2016年、2017年,万峰湖连续两次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
为何久治不愈?症结在于跨行政区域的治理失灵。
“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涉及三省(区)五县(市),管理主体分散、利益诉求多元,各方认识不一。”参与万峰湖专案的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家璞介绍,“上下游不同行、左右岸不同步。一省开展清理,污染企业和养殖网箱便顺水再到另一省水域,跟执法人员‘打游击’‘躲猫猫’。单一行政区的治理努力,在这种分割管理的结构下很容易失效。”
2019年12月11日,最高检基于万峰湖流域生态受损事实直接立案,启动其直接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由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担任主办检察官,整合四级检察机关力量,探索“以事立案”、一体化办案模式。
至2020年9月,全流域共拆除非法养殖网箱53.93万平方米、水上非法浮房和钓鱼棚899个,清理湖面水域8.1平方公里、垃圾及固废约22万吨。2022年9月,该案作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在万峰湖办案现场发布,确立了跨域生态公益诉讼的通用办案规则。
物理上的污染输入被彻底切断,湖水很快清了。但无论是专案组检察官还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心头都悬着一块石头。
2020年9月,专案组组长张雪樵来到万峰湖现场办案时,心中没有一丝轻松。“老百姓的收入今后怎么提高?如果专案就此结束,非法网箱污染会不会卷土重来?怎么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这也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张雪樵说。
2020年12月24日,万峰湖专案组在贵州省兴义市召开检察听证会。针对“如何开发利用万峰湖”的议题,滇、桂、黔三地政府和群众热切期盼最高检能继续予以协同。专案组开启了巩固治污成果、推动“两山”转化的第二阶段办案。
2.破解模式、技术与资金之困
司法保障串起“执法+技术+金融”赋能链条
开发利用万峰湖,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进入办案第二阶段后,专案组首先从制度上筑牢防反弹的底线。
在司法与执法协同上,2021年1月,专案组指导沿湖三市(州)检察院共同签署协作机制,并且大力推动三地协同立法,使三地保护标准实现一致。
守住了底线,一湖碧水究竟该如何发挥经济价值?在引导五县(市)推进生态养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负责人一度陷入迷茫:“万一养鱼把水又养坏了怎么办?到底怎么养才是科学合理的?”面对模式与方法上的困境,最高检专案组主动外出寻访良方。检察官在走访中发现,同样是跨省界、深水型水电站水库的千岛湖,早已蹚出了一条成功路子。
为此,专案组协同组织五县(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赴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地交流,邀请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彻底消除了地方干部的顾虑。2022年6月,在专案组协同下,五县(市)党委政府就大水面生态养殖达成共识,并合资成立“黔桂滇万峰湖渔业有限公司”。
定了方向,有了千岛湖发展集团的技术支持,但产业起步和渔民转产还缺资金。为此,2022年12月开始,最高检与中国建设银行同向发力,将“金融支持”作为第二阶段办案目标的重要一环,探索“法治+金融”模式。
生态治理项目融资难,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共性瓶颈。为什么过去银行资金对这类流域治理项目望而却步?
“金融机构不敢轻易进入生态领域,第一道障碍往往不在收益预期,而在合规的不确定性。”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坦言,“银行最担心的是:地方是否真正守住了生态保护红线?跨省治理成果会不会反复?权属与责任清不清楚?如果网箱养殖死灰复燃,水体再次恶化,依托好生态发展的产业就会失去根基,信贷资金就面临巨大风险。”
检察公益诉讼,恰恰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最稀缺的“确定性”。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公益诉讼不是给发展设障碍,而是为绿色发展立规矩、稳预期。生态保护红线越清晰、执法司法越稳定,金融和社会资本才越敢进入、越能持续。万峰湖的探索,就是把法律监督的刚性转化为绿色发展的确定性。
在办案检察官看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案监督,加上司法共治、立法共商、执法共管、行政联动的“四位一体”机制,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司法确权”。它将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状态,转化为可验证、可预期的法律事实。法治不再仅仅是外部的刚性约束,更成了金融得以安全进入的风险缓释基础设施,划出了“资金可进入、可退出、可规模化”的授信边界。
有了法治筑底,建行迅速建立起总分行纵向推动机制,组建乡村振兴工作专班,制定了6个方面21条措施的行动方案。
更为关键的是,为了防止资金注入后引发新的生态破坏,银行将环境与社会风险防控嵌入了授信全流程。“我们把环保合规从过去的‘报告附录’变成了实打实的‘放款条件’。”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贷前,实行生态环保合规一票否决,触碰生态保护红线的一律禁止准入;贷中,借款人必须服从联合执法巡管、承诺不得恢复投饵网箱,这是放款的硬前提;贷后,我们还会配合执法部门持续监测,防范养殖‘隐性回潮’或新增滨岸侵占。”
司法解决“应不应该保护”的底线问题,技术破解“怎么科学养”的方法问题,金融解决“保护后如何持续发展”的造血问题。在最高检专案组的居中协调下,多方力量在万峰湖畔紧密咬合、运转起来。
3.上岸渔民的新生
从“靠湖吃湖”到稳稳端起“生态碗”
清网后这几年,沿岸普通群众到底靠什么为生?日子过得怎么样?这是专案组最牵挂的事。在专案第二阶段的推进下,金融“活水”与产业政策精准滴灌到了生态渔业与岸上替代产业中。
渔民李攀的经历,是沿湖万户渔民转型的生动注脚。几年前,站在岸边看着自家赖以谋生的网箱在整治中被依法拆除,李攀一度十分迷茫:打了半辈子鱼,除了养鱼,自己还能干什么?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李攀接触到了高密度陆基循环水生态养殖。简单来说,就是把养鱼从开放的湖泊水体,搬到岸上的闭环设施里。
看准了方向,李攀成立了渔业科技公司,但岸上建基地、上设备,处处都要钱。关键时刻,建行的绿色信贷为他的公司提供了近2亿元授信支持,建成了贵州省最大的内陆陆基养鱼项目。
记者了解到,李攀的渔业科技公司最先吸纳的6名渔民保住了饭碗,规模扩大后吸纳当地30名妇女及1名残障人士就业,所产鲜鱼品质持续提升,2025年首批鲜活鳗鱼、鲫鱼成功出口泰国、越南。
更多上岸渔民在青山间找到了致富路。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的韦惠林,过去养着200口网箱,年收入几十万元。在认识到环境污染代价后,他带头清网,在自家山坡上种起了油茶林。三年过去,张雪樵再次来到万峰湖办案时,专程来到了韦惠林的承包地。此时油茶树已经挂果,制成的茶油在村合作社组织下对外销售,一瓶能卖200多元。“现在万峰湖生态变好了,游客增多带动了茶果油销售,收入比以前养鱼还要多一点!”韦惠林笑着说。
在鲁布革乡,当地大力发展沃柑等经果林种植,相关部门还出资帮建冷库保障销售。清网之初,一些村民因收入骤减,房子只盖了一半;几年过去,靠着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大家的荷包鼓了起来,半截子房纷纷加层封顶。在广西西林县,转产上岸的渔民李朝益种起芒果、油茶并林下套种灵芝,年收入从过去的3万多元涨到七八万元。他说:“以前住在湖上晃来晃去睡觉都不踏实,现在睡觉可踏实了。”
“家门口风景如画,又见到农民兄弟们依靠生态农业、乡村旅游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看得见绿水青山,望得见金山银山了。”张雪樵感慨道。
4.桃花水母归来之后
一场走向长效闭环的生态价值转化
岸上产业红火,湖中生机盎然。
当传统养殖压力被成功转移至岸上闭环设施与山间经果林后,万峰湖水面得以全面铺开“人放天养”的大水面生态增殖模式。每年数百万尾鱼虾的增殖放流,在不投饵、极低扰动的原则下,依靠鲢鳙等滤食性功能鱼群实现了“以鱼净水、以水养鱼、以鱼护水”,湖泊食物网的稳定性逐步恢复。如今,五县(市)所有库湾均得以科学规划利用。
三省(区)共用的自动检测设备,每月忠实地记录着国控断面的水质变化:万峰湖水质由局部劣Ⅴ类全面恢复至Ⅱ类及以上,优良率达100%,核心监测点稳定达到Ⅰ类;化学需氧量浓度较治理前下降62%,氨氮含量降低75%,水体透明度从不足0.5米提升至2.5米以上。
没有了高营养盐和垃圾浮房,水葫芦失去了扩张的温床;水清了,水下生境恢复了,越冬候鸟从2018年的32种增加到了57种,珍稀的桃花水母重现碧波。万峰湖102.6亿立方米的总库容保持稳定,不仅筑牢了珠江下游抗旱供水的韧性屏障,也带来了碳汇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效益。
“人民的幸福生活本身就是公益的当然之义,应该成为我们办案的追求目标。”从第一阶段亮剑破局“公地悲剧”,到第二阶段协同各方健全执法机制、引入技术与金融“活水”赋能生态养殖,最高检万峰湖专案组用多年的坚守证明:检察公益诉讼既能守住生态底线,也能协同回答发展命题。
“如何调动更多公共和私人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认为,万峰湖专案的经验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对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司法保障不仅能够约束破坏环境的行为,也能够降低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为金融支持生态保护创造条件。这也是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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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BIOFIN
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2012年发起的全球性倡议,目前在133个国家实施。该倡议通过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支持各国评估融资需求、优化资金配置、创新金融工具并制定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从而引导构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资金框架,改善生物多样性资金状况。自2018年以来,BIOFIN已在41个国家动员超过27亿美元用于自然保护,助力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
在中国,BIOFIN聚焦财政金融协同、绿色金融政策、金融机构实践与本土项目落地实施、案例推广、推动创新金融模式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以推动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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