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公正的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与救济权。长久以来，传统程序正义依托线下庭审、直接言词原则等得以落地，司法的公开、中立、参与等原则建立在当事人与司法人员面对面交流的基础之上。随着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嵌入司法运行全过程，程序正义的传统框架正遭遇挑战。算法辅助量刑、在线诉讼、电子数据取证、大数据法律监督等新型实践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对程序中立、透明、平等参与和可救济性等核心原则造成了冲击。如海量电子数据带来证据收集、保全、质证难题；在线诉讼在简化流程之余，也可能弱化直接言词原则；数字鸿沟则进一步放大不同群体间诉讼能力的差距。在这一背景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胡铭教授的新著《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出版。该书系胡铭教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部曲”之一，与此前的《司法制度的中国模式与实践逻辑》《数字时代的司法变革》共同构成了他对当代中国司法转型的系统性思考，体现了其在数字法治领域的深厚学术功力。

　　该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并非简单地讨论技术如何服务司法，而是将问题锚定在程序正义这一具有深厚学理积淀的范畴上，探究一个更根本的命题：数字技术改变了什么，又应当守住什么？这一命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愈发广泛，浙江全域数字法院、各地数字检察建设深入推进，全流程在线办案逐步成为案件办理的常规模式。与此同时，算法黑箱、数据滥用、网络安全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当技术发展可能损害正当程序价值、算法建议可能模糊司法责任边界时，程序正义的理论回应就不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成为关乎公民权利能否在数字时代得到切实保障的现实课题。数字时代的司法改革不能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效率目标不能凌驾于权利保障之上，这正是该书想要回应的时代之问。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数字程序正义的法理”与“数字程序正义的践行”两编。上编着眼于理论奠基，旨在回答数字程序正义是什么、何以正当。该编系统梳理了传统程序正义面对数字社会的内在困境，搭建起数字程序正义的基础理论框架，并厘清了数字程序正义和传统正当程序的传承与革新关系。下编则转向实践维度，按照刑事诉讼流程，依次考察数字程序正义在侦查、公诉与诉讼监督、刑事辩护、审判、证据运用以及跨境执法合作等环节的具体展开。从侦查阶段大数据侦查的边界，到公诉环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的权力约束，再到在线诉讼的技术逻辑，最后延伸至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完整展现了刑事诉讼全流程数字化改造背景下的程序风险与制度回应。该书上下编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清晰，上编为下编提供价值基准和分析框架，下编为上编的理论命题提供经验验证和实践展开。法理与实践并重的双轨结构，使读者既能把握数字程序正义的理论全貌，又能深入具体环节感受实践问题的复杂性。

　　在理论层面，该书至少在三重维度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一，从程序正义到数字程序正义的概念范式重构。该书并非简单地将传统程序正义原则直接套用于数字场景，而是直面数字技术对程序正义核心原则的结构性挑战，并提出具有分析力的概念框架。如该书指出，算法黑箱对程序中立性的侵蚀、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对程序透明性的消解、在线诉讼对直接言词原则的冲击等，都不是传统程序正义理论所能直接解释和回应的。数字程序正义本质上是将程序正义的传统价值嵌入数字技术架构，通过技术性正当程序和主观程序正义的双重维度，构建适用数字司法的新规则体系。该书将数字程序正义的讨论从技术操作层面提升至权力规制层面，实现从工具论到价值论的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原创性。其二，深度运用法律实证研究，扎根本土法治实践展开理论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作为法律实证研究的倡导者，胡铭教授在该书中延续其一贯的方法论自觉。该书不是对西方正当程序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特质的数字程序正义理论。书中大量运用中国数字司法的最新实践素材，通过对这些实践的系统观察，该书提炼出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种基于司法实践而非直觉的判断，使理论建构立足于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其三，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立场。当前大量数字司法研究陷入技术本位误区，片面强调办案效率、流程简化，忽视技术对人的主体性侵蚀。该书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以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评判数字程序正当性的标准，认为数字程序正义内在地融合了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针对在线诉讼追求效率而简化告知程序、压缩辩论时间等实践问题，该书认为，保障公民的数字人权必须成为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有助于矫正当下智慧司法改革过度技术化的倾向。同时，该书兼顾多元主体视角，不局限于站在司法机关的立场思考数字化改革，而是均衡考量当事人、辩护律师、平台用户等的数字权利，尤其重点关注数字鸿沟下弱势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平等权，并将实质平等纳入数字程序正义的核心评价维度，体现出浓厚的人权底色。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该书的贡献还在于它对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推动意义。长期以来，程序正义研究多停留在规范描述层面，围绕法条、域外学说展开分析，难以有效回应算法、数据和平台等带来的新型问题。该书融合了刑事诉讼法学、宪法学、法理学与数字法学等内容，以程序正义为支点，实现对数字司法权力配置、权利保障与技术治理等问题的深度阐释。该书主张人工智能是辅助工具，不是裁判主体；人的判断具有终局性，算法建议仅供参考，这为防止技术应用导致司法责任虚化提供了原则指引。在数字时代，技术可以改变司法的运行形态，但不能改变司法对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的尊重。该书提出的数字程序正义框架、人机分工规则、数字人权保障机制、平台规制方案等，为平衡技术效率与司法公正提供了解决方案。就此而言，该书是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数字法治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为后续数字法学、诉讼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当然，书中部分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该书的论述重心主要在刑事诉讼领域，而针对数字程序正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场景及其与刑事诉讼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书中着墨相对有限；在跨境数据流动日益频繁、各国数字主权立法相继出台的背景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与司法主权之间的协调难题、不同法域正当程序标准的冲突与证据效力互认难题等，尚需纳入更充分的国际比较视角加以审视。此外，算法透明与商业秘密、国家安全之间的边界，平台程序正义与公共治理的关系，数字人权的体系化保障与司法救济机制等问题，也都有待更细致的理论回应。但这些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中国数字法治领域的前沿性著作。

　　总之，《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方法自觉与实践关怀的著作，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直面数字浪潮带给司法的机遇与挑战，回归程序正义原则本身，重新思考数字司法应当坚守的价值底线。该书不仅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更为法律人在技术变革时代守住程序正义底线、捍卫公民权利提供了指引。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文华创新学院副院长）